第二天上午，正在低头思考的李耘生突然听看守喊：站到窗前来！李耘生默默走到窗前，出乎他意料的一幕出现了，有个特务抱着他的儿子突然站在了窗前。李耘生大吃一惊后，立刻明白了敌人的险恶用心。为了不暴露自己，李耘生强抑感情扭过脸去，可眼尖的孩子早就看到了爸爸，他哭喊着，连声叫着：爸爸，爸爸！你怎么不要我了呀，怎么不要我了呀？小手用力伸了过来。

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李耘生一阵心酸，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立在窗前的刘麻子犹如捡到一只大元宝，狂笑起来：你这下还有什么可说的？

李耘生骂了一句卑鄙，把手伸到了铁窗外边。当他就要握到儿子小手的时候，刘麻子高喊道：抱走！抱着孩子的特务猛地后退一步，扭身就走，身后留下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李耘生心如刀绞，头重重地撞向铁窗，鲜血从额头上冒了出来。

刘麻子对他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严刑拷打，每一次李耘生都被打得皮开肉绽。但任凭刘麻子使尽各种办法，也没能从李耘生牙缝里撬出半点有用的东西。

在狱中，李耘生给大家讲述列宁在1918年斗争的故事，讲说《共产党宣言》。他把《共产党宣言》里的每一个段落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当年的一位狱友后来回忆说：他被打得不能行走了，每次都是两个打手把他拖回来。但这人就像是铁打的，醒来也不叫一声苦！

1932年6月8日清晨，牢门哐的一声被打开，看守扯着嗓子喊叫李耘生。李耘生知道，最后的刻来临了。他脱下身上唯一一件毛衣，递给了一位身体虚弱的同志：天冷的时候，你穿上它。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破烂的长衫——这件长衫还是第一次出狱时妻子亲手缝给他的，如今就要穿着它走向刑场了。他转过身来，对大家说：我拜托你们一件事，哪位将来有幸出去了，请告诉我的妻子章蕴同志，让她革命事业、养儿育女都不误，两副担子都要挑起来！

说完这番话，他和狱友一一握手告别，高声朗诵《共产党宣言》里的语句：“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神色从容地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囚车载着李耘生驶往雨花台。

雨花台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风光旖旎，历史上本是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吟咏唱和之地，可自1927年始，却成了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的刑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这里牺牲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就有十万之众。雨花台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石头，都曾经被烈士的鲜血浸润过。

当李耘生倒在地上的时候，早晨初升的太阳洒落在雨花台，照在他渐渐失去温度的身体上。他胸口溢出的鲜血，流在了地上，形成了一汪血溪，在南京这个酷热的季节里，渐渐凝固了。

李耘生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

当章蕴从老家回到南京的时候，从一位同志口里得知，自己的丈夫李耘生，已经牺牲一个月有余了。这时，章蕴刚刚产下一女不久。

每当章蕴带着那本《共产党宣言》给工厂女工阅读的时候，她都泪光闪烁。很多女工都是在《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成为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的。

1982年6月8日，在李耘生牺牲五十年后，七十七岁高龄的章蕴夜不能寐，起身含泪写下了一首“如梦令”：

回首雨花台畔，别语匆匆遗愿。五十易春秋，日日在肩“双担”。双担，双担，未敢白头言倦。回首雨花台畔，从此一家离散。遗腹女初生，千思万绪相伴。遗范，遗范，儿女受人称赞。

词中的“双担”，是来自李耘生的遗言——革命事业和养儿育女两副担子要双肩挑。一个月以后，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章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真是白头未敢言倦。

上文中，曾多次提到一个叫延伯真的人。在山东省早期革命斗争中，延伯真举足轻重，在很多方面，他还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他是青岛支部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山东广饶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在广饶大王刘集创建了山东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他比他的同乡刘子久和李耘生入党都要早。

大王镇的延集村，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延集村的人虽世代耕种，可也很注重后代识文断字。清光绪三十三年前，就有村民开办私塾，后学堂大兴。如今，延集村的百年老校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延伯真家祖上重文，祖父在田里劳作的时候，也离不开满口之乎者也，可人到壮年才得到秀才称谓。老先生重文，但也知道在农村耕种意味着什么，所以他让两个儿子一耕一读。延伯真的父亲虽专事耕种，可并无怨言，他把读书的希望放在了儿子身上。

延伯真九岁入乡塾，老师就是他的伯父。延伯真少小淘气，经常逃学，他的伯父常率家人四处寻找，找到后以暴打处罚。可延伯真从没屈服过，因此得一绰号“犟驴”。辛亥革命刚刚结束，少年延伯真就剪掉了辫子，这惊世骇俗的举动，被村里的老人视为大逆不道。他的这种倔犟性格，为他以后的革命道路，涂抹了一笔悲剧色彩。

延伯真虽常逃学，可学习成绩很好，读书几乎过目不忘。1916年秋季，二十岁的延伯真考入了济南第一师范学校，后来王尽美也进了这所学校。

延伯真入学第一天，就给校长留下了坏印象。他在走廊里遇上了校长和老师，弯腰给老师行了礼，却把校长冷落了。校长很恼火，看着他的背影说：我这个校长他都不看在眼里，将来要碰壁的。延伯真后来在和领导相处中，恰恰就常犯这位校长所说的“毛病”。

五四运动爆发时，延伯真成了师范学校的活跃分子，带着一帮学生去市场上鼓动商人罢市。因为延伯真是带头的，枪打出头鸟，他被几个不明就里的商人暴揍了一顿。

当时，北洋军阀官兵为了防止学生闹事，派兵把守了学校大门。师生像潮水一般涌了过来，延伯真带头第一个冲出了大门，一个大兵上来就给了他一**，砸得他头破血流。延伯真毫不畏惧，抹一把血继续向前跑，一个骑警打马过来，把延伯真撞倒在地上，他一下晕了过去。要不是几个同学奋起全力保护，那飞起的大马蹄子就会落在他脑袋上。

延伯真号召力强，往往登高一呼，众人热烈响应。师范学校的校长冷眼看延伯真，就是匹脱了缰的野马，正好官兵四处抓他，就借口说让他回乡下避避风头。延伯真走后，学校给他记大过一次。在山东师范学校五年间，这是他第二次受过。

延伯真回到家乡后，并没有“安分守己”，他四处联络进步青年，在家乡一次次掀起抵制日货的热潮。同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延伯真开始也幻想着教育救国，教育强国。他在延集村推行新文化教育，用白话文给学生授课。村里的清朝遗老大骂他背叛祖宗，常有三三两两的守旧派到延伯真家谩骂。延伯真针锋相对，把一个老秀才气得直翻白眼。但不到半年时间，他开办的学堂就关门了。

延伯真一气之下，要离家出走。他对父亲说：好男儿不能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要出去寻找救国救民道路。

他的父亲直抹眼泪，叹着气对延伯真说：你老婆都没了，还老婆孩子热炕头呀？你走了，你的两个儿子怎么办？

父亲的话，让延伯真一时语塞。

延伯真十七岁的时候，父亲为了让他老老实实过日子，就给他娶了亲。等延伯真师范毕业，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爸爸了，大儿子八岁，小的四岁。

毕业这年，不幸接踵而至。延伯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一年，我的家庭很不幸，先是死去了我的女人，不久我的母亲又死去。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四岁。家中还有一个九岁的小弟弟。这时我的父亲已经五十五岁，靠他照顾三个小孩。

尽管这样，父亲还是没能挽留住延伯真，他对父亲说：大丈夫岂能把心思放在柴米油盐上！延伯真走的时候，正是漫天飞雪，两个儿子扑在雪地里哭叫着不让他走，大儿子紧紧搂住他的腰，小儿子紧紧抱着他的腿，延伯真一时动弹不得。雪花扑面，这个刚强的汉子泪水盈眶。

青岛是五四运动的***，它曾经一度站在了历史的前台。在青岛被归还的这年冬天，延伯真来到了这座海滨城市，与无数革命者一样，他在这里参加一场场的大罢工，经受了一场场血与火的洗礼。

济南师范学校有一位学监在青岛市任教育科长，看到延伯真，他很高兴。这位科长让延伯真到一所小学当了一名教员，他算是有了安身立命之地。

之后，延伯真遇上了同乡李郁廷。李郁廷是国民党的元老，非常看重延伯真的能力学识和为人，力荐延伯真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组织的一次活动中，一位年轻人引起了延伯真的注意：他个子不高，浓眉细眼，说起话来思维清晰，谈吐不凡。他先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谈起，又谈到了俄国革命。有个国民党员很是不屑，站起来说他信口雌黄，连连向他提问发难，这位年轻人面带微笑，一一还击，驳得对方哑口无言，丑态百出。

延伯真听得入迷，他觉得《共产党宣言》就是一本奇书，就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所在；而这个年轻人是个神奇的人。

身边有人告诉他：这年轻人叫邓恩铭。

邓恩铭于1901年1月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邓家虽世代为农，可祖上也传下了行医之道，靠这一技之长，邓家勉强度日。邓恩铭的父亲邓国琮，膝下有六个子女，邓恩铭居中，上面有两姐，下面是两弟一妹。邓恩铭少小好学，头脑聪明，且懂事上进，深得家人喜爱，长辈邻里都称他为“老乖”。

1907年夏，六岁的邓恩铭入学。读书几日，就让教他的秀才拍手叫好，连呼孺子可教，并欣喜地预言：此子将来必成大器。

正当邓恩铭潜心读书的时候，国父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也传到了贵州，传到了大山深处的水乡。

1915年6月，讨伐袁世凯的运动震撼了中国，在遥远的大西南的贵州，本来就思想激进的邓恩铭坐不住了，他带领学生游行示威，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

一次登台演讲时，他为了显示决心，当众脱下袜子说：我这袜子也是东洋货，是我亲戚送的，现在我烧了！言毕，点火当众焚烧。

回家路上，邓恩铭看到舅舅正和乡邻说话，刚要打招呼，却看到舅舅的头上戴着一顶东洋帽。他立时大怒，几个箭步冲过去，伸手摘下东洋帽掷在了地上。还没等舅舅反应过来，邓恩铭已经把帽子踩烂了。舅舅呆了，正要发火，邓恩铭已经先开了炮：现在国家动荡，日本帝国主义也向我们张开了血盆大口，你竟然好意思戴着东洋帽子四处招摇！

舅舅蒙了，张了张口，一句话也没能说出来。

1917年深秋的一天，邓恩铭早早起来打点行李，他马上就要到远方求学了。

邓恩铭的父亲邓国琮有一个弟弟，叫邓锦臣，出生后就过继给了无子的姑姑，改姓为黄，邓锦臣膝下一子名为黄泽沛，黄泽沛学业有成步入仕途，成了山东的一名知县。黄泽沛知道邓恩铭聪颖好学，就想好好培养一下这位堂弟，打算让邓恩铭来山东求学，一切开支都由自己包了。他为此专门写信告诉自己的家眷，来山东时一定把恩铭带来。

邓恩铭要走了，一家人冒着毛毛细雨出门相送。邓恩铭的母亲黄老秀不知山东离家乡有多远，但总觉得再远也不会远到哪里去。她颠着小脚跟在儿子身旁，边抹眼泪边嘱咐：孩子，记得常回家来看看呀，常回家来看看呀……邓恩铭渐行渐远，背影慢慢消失了，黄老秀还呆立雨中，久久望着儿子远去的方向。黄老秀怎么都没有想到，儿子一去就是十余年，直到她闭上眼睛，也没等到自己宠爱有加的“老乖”回来看她一眼。老人弥留之际说：母子连心，他是忙呀！要不，他怎么也会回来送我一程的……

邓恩铭到山东后，于191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一年以后，五四运动爆发，在组织学生运动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王尽美。两位战友联手拉开了山东革命斗争的序幕。

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邓恩铭是唯一的一名中学生，也是唯一的一名少数民族代表。在上海开会期间，与会代表每个人都收到了一本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邓恩铭翻了几页，就爱不释手。邓恩铭和王尽美住一个房间，毛**住在隔壁，两人常与毛**交流读《共产党宣言》的感想。

1923年4月，春回大地，在一个暖意浓浓的上午，青年邓恩铭来到青岛，他此行是来发展党组织的。当时，青岛有一份报纸，名为《胶澳日报》，邓恩铭在这家颇有影响的报社当了一名副刊编辑。他借用这块阵地，开始公开宣传《共产党宣言》。

延伯真到青岛的时候，邓恩铭其实也刚到不久。一天晚上，延伯真来到了邓恩铭的住处，一进门，就怔住了：他没想到邓恩铭竟然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房子低矮狭小，炕上没有褥子，上面只铺着半张残缺破烂的席子，墙角处一张小桌子，其中一条腿还剩下了半截，倚在墙上，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去。桌上的茶壶和杯子，没有一件是完整的，全都残缺不全。

邓恩铭看着延伯真惊讶的表情，笑了：穷到这地步，出乎你的意料吧？

延伯真点点头，也笑了。

邓恩铭说：我们是有理想、有信仰的乞丐。

他随手从炕头上拿起一本书摇晃了一下，接着说：我们的信仰来自这本书，就是上次我讲的《共产党宣言》。你拿去好好看看吧。

延伯真高兴地说：上次你演讲的时间虽然不长，可对我震动很大，如醍醐灌顶，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邓恩铭摇了摇手，笑着说：不是我讲得高明，是马克思先生有真知灼见。

延伯真说：我回去一定好好看看。

邓恩铭用力点了点头：世界之命运，中国之命运，都在这本《共产党宣言》里了！

青岛的初春，夜晚还是寒气逼人。两杯热水权当御寒饮品，两人谈兴愈来愈浓，直到东方破晓才依依惜别。

这以后，延伯真多次来邓恩铭住处交流读《共产党宣言》的心得，有时和邓恩铭争得面红耳赤。邓恩铭愈发喜欢和看重这个长他四岁的较真的人，开始尊称延伯真为“延兄”。

有的国民党员见延伯真和邓恩铭走得太近，就劝他说：邓恩铭是个双面人，你不要与他走得太近。

延伯真不解：何谓双面人？

对方说：他是国民党员，也是共产党员，双重身份，可是个危险分子。

延伯真听了这番话，笑道：中国要是多几个这样的危险分子，就有希望了！

1923年8月，青岛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时隔不久，王尽美来到了青岛。邓恩铭与王尽美介绍延伯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初，青岛党组织仅有五名党员，到1925年初，正式党员已经增至十三人，候补党员十一人。根据中共四大章程，青岛独立组改为中共青岛支部，邓恩铭担任书记，延伯真担任宣传委员。邓恩铭在和中央的通信中，多次都提到延伯真，给了延伯真很高的评价。

邓恩铭在青岛专门创办了一份报纸，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工人了解马克思主义，邓恩铭专门在报纸上连载了《共产党宣言》。

有一次，延伯真对邓恩铭说：很多工人文化程度不高，看不大懂《共产党宣言》，对他们应该边讲边启发。我准备下工厂去试试。

邓恩铭非常赞同，说：对，共产党员还要当好宣传员。你是教员，用这身份掩护，去把车间变成一所大课堂，变成马克思学说的阵地。

一天深夜，延伯真讲完《共产党宣言》走出厂门不久，就有几个探子追了过来。借着月色，延伯真见旁边有一座破落的院子，就从怀里掏出《共产党宣言》扔到了院子里。探子冲过来把他围住，为首的探子又高又胖，走上前来就挥起肥硕的手掌抽了延伯真几个耳光，把延伯真打了个趔趄，他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鼻孔里一下子涌出了热乎乎的液体。

胖探子吼道：交出那本书来！

延伯真装出一脸愕然：什么书？

胖探子用力踹了延伯真一脚：少装糊涂，封面上有个外国大胡子的那本！老子早就盯了你几天了！

胖探子手一挥，几个探子上来就搜，将延伯真全身搜遍，也没有找到。

胖探子恼羞成怒：给我往死里打！

延伯真被打晕在地上。

胖探子说声“散了”，几个人犹如鬼魅一般，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中。

延伯真醒过来后，感觉脸上湿漉漉的，用手抹了一把，才知道是血。他的头上被探子用砖头砸出了一个血口子，一阵阵疼痛难忍，他艰难地摸索着撕下衣服一角，包在了头上。

延伯真最记挂的是那本《共产党宣言》。他忍着周身的剧痛，翻墙进了院子。院子里杂物横陈，他借着月光细细搜寻，终于在乱石中找回了这本珍贵的书。

《共产党宣言》在青岛工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一些工人是学了《共产党宣言》以后，加入到斗争队伍里来的。

一位叫张金祥的工人晚年时回忆说：那个时候，共产党员到工厂里讲的最多的就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里有句话大家都记得很清楚——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很多话，都说到工人心里去了。联合起来力量就大，开始罢工队伍几百人，后来就是几千人，再后来就是上万的人，那阵势，就像排山倒海一样。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青岛，工业发展已经初见规模，产业工人队伍庞大。仅四方机场就有工人一千五百多名。

有一位叫郭恒祥的工人，在工人中有些号召力。他知道人多力量大的道理，1923年1月，组织数百名工人成立了圣诞会。

邓恩铭来到青岛后，给邓中夏写信道：青岛系工商之地，而吾人活动只有从工人方面入手。邓恩铭与郭恒祥见面后，就与他讲《共产党宣言》里的道理。郭恒祥有些不屑，说：外国人还能管了中国的事儿？念书是你们先生的事儿，在我这里用不着！同资本家斗争，靠这些纸片片可不行。

郭恒祥说完这些，扭头就走。

邓恩铭第一次碰了个钉子，第二次又来。这次，他脱了长衫，穿上了工友的服装，甩开膀子和工友们一样扛大包，吃着同样难以下咽的饭菜。

有次郭恒祥偶然到邓恩铭的住处，见他正在破被子上逮虱子，不禁大感意外，连声问：你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邓恩铭笑了笑：你们北方人都说虱子多了就感觉不到痒了，可我不行，晚上还是被咬得睡不着觉。

郭恒祥大笑起来，笑毕说：你可真是我们的自家人！

邓恩铭趁势与郭恒祥谈起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才能把资产阶级推翻，才能过上当家做主的好日子，共产党人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等道理。

郭恒祥越听越有味道，不由对他刮目相看。

邓恩铭说：这些道理都是《共产党宣言》里讲的，是那个大胡子外国人告诉我们的。

之后，延伯真也多次到青岛四方机厂，给工人们讲《共产党宣言》。进步工人也越来越多。后来，邓恩铭亲自介绍郭恒祥入了党。

共产党在四方机厂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他们感到，圣诞会日益强大，是共产党在背后煽风点火。胶济铁路局的刘局长在会上拍了桌子说，有圣诞会的存在，他这个局长等于坐在了火山口上，睡觉的时候床前放了只老虎：有人说，共产党有一本宝典，叫什么《共产党宣言》，工人都当成《圣经》了！我就要掐住他们的脖子，让他们宣不成言！

1924年3月19日，适逢圣诞日，郭恒祥组织聚会活动，其实是一次斗争前夜的准备。为掩人耳目，郭恒祥以唱戏为幌子，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

狡猾的刘局长还是嗅到了空气中的异样，派出大批路警四处巡逻。当运戏装的工人出现在街头时，几个路警就骂骂咧咧地围了上来，寻衅滋事。

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苗头。几日后，铁路局又贴出告示，诽谤圣诞会几个领导，并列出了几项莫须有的罪名，末尾话锋一转，把郭恒祥等人开除出会了。

大家看到后义愤填膺，有人提出给铁路局点颜色看看，不能这样忍气吞声，要和他们刀对刀、枪对枪地大干一场。

王尽美及时制止了工人：可我们的枪在哪里，刀在哪里？硬拼，吃亏的是我们，还要暴露一大批进步工人。

邓恩铭也坚决反对举事。

而刘局长在局里磨刀霍霍，边喝着茶边叫嚷：只要他们撅屁股，我就好拿人了！

但是圣诞会这边一片平静，刘局长很是失落，翻着白眼说：这他妈的唱的是哪台戏呀？白让老子准备了这么多人马！

短暂的平静，也许预示着更大的风暴。

1925年2月，春雷滚滚。

上海数家日商纱厂的三万两千名工人，在李立三、邓中夏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荡的同盟大罢工。巧合的是，青岛四方机厂也在初春的二月吹响了罢工的号角。青岛日商纱厂的工人也群情激昂，邓恩铭、延伯真等人因势利导，大康纱厂的五千多名工人率先敲响了战鼓。

邓恩铭连夜挥笔写下了《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

先生们：

俺纱厂工人一天做十二点多的工，得一毛多钱，日人要打就打，要骂就骂，亡国奴几乎成了呼唤我们的口号。一天的饭钱至少也得两毛，我们怎么生活？十三岁以下的童工多吃不饱，喝不足，还得做十三点的苦工，稍一合眼就劈脸使拳猛打，常常打得鼻子出血，还得罚两天工钱。不够十三岁的小孩也只有偷着掉眼泪。大工人稍有不慎，即时拳足交加，稍一招架，就拿出手枪示威。

咳！我们受的痛苦实在不是嘴能说出！我们也不多说了。我们是没娘的孩子，谁能照顾呢？所以我们组织一个工会，互相扶助，互相解愁，无非是穷人帮穷人。不想日人按着手枪挨宿舍搜查了好几遍，门上的锁都砸烂了。因正在工作时间里，屋里的东西，都踢得乱七八糟，并且把我们的工友拿了三个去，连打带拷问，已经一天一宿还未释放。追问我们这些奴隶，怎么还要组织工会？先生们啊！青岛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是中国人民，让不让组织工会，是中国地方官的责任，日本人有什么权利搜中国地方，押中国的国民呢？这就是欺负我们国家，侵略我国主权，俺几千工人死也不值什么，只是把我们中国已经看得没有一个活人，实在可怜可恨！到底中国还是不是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工会就此成立了！大家都来帮助呀！被扣留的工友妻子还哭得不能吃饭呢，四五千工人的性命，眼看都送到几个日本鬼子的手里，四万万同胞都被他们欺负煞了！

邓恩铭写这份泣告书，一些言词用了当地方言。字里行间可谓声声是泪，句句是恨。这犹如烈火浇上了汽油，顿时点燃了每一个工人心中的仇恨，其他纱厂的工人纷纷响应，罢工队伍一下子增到了近两万人。

很多工人打出了“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的横幅。

刘子久后来回忆说，《共产党宣言》在工人中开花结果了。

1925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二十九号通告：青岛日本大康纱厂罢工，其成效关系北方劳动运动及上海纱厂工人运动，影响甚大，望同志们设法运动当地发电声援。

就在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的当天，胶澳督办温树德派探子逮捕了邓恩铭。温树德一见邓恩铭就问：《共产党宣言》的魔力就这么大？让工人着魔，让你们无法无天？

邓恩铭摇了摇头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共产党宣言》。

温树德审到半夜，也没审出什么结果来，一时又拿不出证据来，只得作罢。

第二天早上，当局宣布将邓恩铭驱逐出青岛，永远不得返回。

山东督办张宗昌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派兵威胁工人运动，并严令说，必要情况下可开枪射击。

有了这尚方宝剑，胶澳督办温树德磨刀霍霍。他一声令下，两千余人的部队蜂拥而至，瞬间包围了大康纱厂，海军陆战队员率先冲进车间，领头的队长挥着手枪让工人离厂。工人也毫不示弱，拿起器械与陆战队员对峙。那队长眼珠子一瞪，叫道：我数三下，你们再不撤，老子就开枪！

一个工人拍着胸脯说：来，往老子这里打！我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狗胆，不去收拾日本人，捅自己人刀子，算什么中国人！

你看老子敢不敢！那队长话音刚落，接着就开了枪，其他几个陆战队员也扣动了扳机，几个工人应声倒地。一个矮小的日本人也浑水摸鱼，在暗处用手枪瞄准射击，一个膀阔腰圆的工人骂了声“王八羔子”，抡起铁锹把他拍翻在地。

据史料记载，在这场惨案中，当局打死八名工人，重伤十七人，轻伤无数。

青岛发生惨案的第二天，英国人又在上海举起了屠刀屠杀游行的市民和学生。两次惨案，震动全国，史称“青沪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