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栖息着不少英国名人，有哲学家、社会进化论者赫伯特•斯宾塞，物理学家、化学家迈克尔•法拉第，小说家乔治•艾略特，大文豪狄更斯的父母、妻子、弟弟，等等，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位德国流放者卡尔•马克思的陵墓。

2013年3月14日，静寂的海格特公墓骤然热闹起来。

一拨接一拨的访客，尽管肤色不同、语言各异，目标却非常一致——拜谒马克思墓。在络绎不绝的访客中，不乏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

这一天，是巨人马克思逝世一百三十周年。

长方体的大理石墓碑顶上，是青铜铸成的马克思巨型头像，他充满智慧的双眼深邃地注视着远方。头像下，用英文镌刻着那句声震寰宇的呐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先于马克思安葬此地的是他的夫人燕妮、大女儿和外孙，他的二女儿和二女婿，后来也葬于此地。

整个墓区，马克思的墓显得格外伟岸醒目，这是英国共产党于1954年11月重建的。当时，各国共产党纷纷捐款，中国共产党也曾慷慨解囊。

在马克思墓的右前方约六七十米处，立有一块碑石。从碑文中可知，这里是马克思墓的原墓址。

一百三十年前，参加马克思葬礼的只有寥寥十一人。另一位伟人恩格斯站在他的墓前，用低沉的声音说：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革命家，是世界上最遭嫉恨和最受污蔑的人，但他的英名和他的事业，人类将永远不会忘记。

恩格斯这番话，当时未必有多少人相信。但就是这句伟大的预言，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一再应验。

新千年来临的前后，世界各地兴起一股评选千年名人、大事的热潮。英国的四次“千年伟人”评选，都一再印证了恩格斯的话。

1999年，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的教授们发起评选“千年第一思想家”，排名第一的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思，依次是犹太裔科学家爱因斯坦、英国物理学家牛顿、英国科学家达尔文、意大利经院哲学家阿奎那、英国科学家霍金（唯一健在者）、德国哲学家康德、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尔、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德国哲学家尼采。

1999年9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全球互联网公开征询投票一个月，评选“千年第一思想家”。评选活动开始阶段，爱因斯坦得票领先。但很快，马克思的票数直线上升，把爱因斯坦抛在了后面。

2002年，英国路透社邀请政界、商界、艺术和学术领域的名人评选“千年伟人”，马克思仅以一分之差略逊于爱因斯坦。

三年后，英国广播公司又以“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为题，调查了三万名听众，马克思荣登榜首，苏格兰哲学家休谟位居第二，其下依次是柏拉图、康德、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马克思年轻时所崇拜的黑格尔，甚至没能进入前二十名。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共产党宣言》这本立场鲜明、观点鲜明的“红书”，与美国的社会势必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吧？恰恰相反，它在美国人心目中，竟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2003年7月，美国最大连锁书店巴诺旗下的《图书》杂志，在其7-8月合刊中，公布了该刊评选出的“改变美国的二十本书”。在入选的二十本书中，非美国人的著作仅有三本，分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共产党宣言》改变的，又岂止是美国。

放眼全球，还没有一种力量像《共产党宣言》这样，改变了世界！

即使在中国鲁北平原的一个偏僻小村里，也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风暴。《共产党宣言》影响了中国工人、知识分子等等无数的人，也影响了鲁北平原一隅的农民兄弟。农民学《共产党宣言》，把《共产党宣言》当成革命斗争武器，这恐怕是那两位历史巨人没有想到的。

在东西方文化史上，有两部著名的爱情绝唱。一部是源自中国晋朝的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一部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005年3月，“梁祝”的故乡人——浙江省宁波市文化交流使团飞越千山万水，应邀访问“罗朱”的故乡——意大利名城维罗纳，实现两部爱情绝唱的第一次牵手。

我们是使团成员之一。访问期间，途经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我们迫不及待地赶到了布鲁塞尔大广场。

布鲁塞尔大广场所在位置，原先是一片大沼泽，栖息着成群的白天鹅。从十二世纪开始，在这里定居的人越来越多，沼泽地的水逐渐被抽干，建造起了布鲁塞尔的首座广场。

在法国大文豪雨果的笔下，它是“世界上最美的广场”。

但我们并不是欲睹这最美广场的风采，而是寻觅广场旁边一个心仪已久的小旅馆——“天鹅之家”。

更准确地说，我们是要寻找“马克思老爹”和他战友的踪迹。

天鹅之家始建于1523年，1695年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军队的大炮夷为平地。1695年重建，1959年更名为白天鹅饭店。

布鲁塞尔广场熙熙攘攘，白天鹅饭店就坐落在广场旁。这是一座五层小楼，外表色彩斑驳，像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入定老人，静静地注视着眼前色彩缤纷的世界。饭店的正门上方，一只栩栩如生的白天鹅雕塑，正昂着头，张开双翅，仿佛随时都要腾空而起。两侧的墙上，挂着几块锈迹斑斑的金属牌，上面分别写着英文、法文、德文和荷兰文。我们认出，英文牌上写着：“卡尔•马克思1847年在此度过。”

一旁的翻译说，其他几块牌子上，都是同样的内容。

餐厅进门左手边的角落里，有一个铜牌，上面镌刻着这样一个名字：卡尔•马克思。

当年，年轻的马克思就是坐在这个角落里，有时与别人倾心长谈，有时用小巧精致的匙子搅动着杯中的咖啡陷入了沉思，有时又埋头奋笔疾书。

恩格斯也经常到这里与马克思见面。

颇有绅士风度的餐厅经理对客人说：我们把这个位子永远留给马克思，也把这段记忆，留给那些寻找马克思足迹的人们。

满怀敬意地望着这个座位，我们的思绪被拉回到一百六十多年前的岁月。

当时，巴黎有一份德国激进民主派办的德文报纸《前进报》。寓居巴黎的马克思，在报上发表了多篇严厉抨击德国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的文章，引起普鲁士当局的仇恨。

1845年1月的一天，在普鲁士**的施压下，法国**下令驱逐马克思和《前进报》其他几位撰稿人。

有人悄悄地向马克思说：从今以后，你若不再反对普鲁士，就可以继续留在巴黎。

马克思不屑地回答：对不起，我的腰太硬，无法弯下来。我会尽快离开巴黎的。

虽然马克思在巴黎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与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大部头著作《神圣家族》也即将出版，但他宁可选择离开，也不肯低头妥协。

马克思流浪巴黎，虽只有一年多时间，却获得了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其中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一位赤胆忠心、终生相伴的亲密战友——恩格斯。

马克思来到布鲁塞尔。比利时原是西班牙王室领地，1815年与荷兰联合组成尼德兰王国。1830年宣布独立后，迅速走向工业化，言论要比欧洲其他国家自由得多，有点像政治逃难者的避风港。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同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先后九次搬家。普鲁士**对马克思穷追不舍，企图通过外交途径唆使比利时**将他逐出。为了摆脱普鲁士**的纠缠，1845年12月，马克思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宣布放弃德国国籍。

一个深爱着自己祖国的人，竟然被迫失去国籍，其内心的痛楚可想而知。马克思后来称自己是“世界公民”，并在《共产党宣言》中声称，“工人无祖国”。

让人感佩不已的是，在他遭遇种种磨难之时，恩格斯始终不离不弃，成为他坚定的同盟军。

得知马克思被驱逐出巴黎，恩格斯等人就从朋友那里筹集到募捐近一千法郎，援助马克思一家。恩格斯还把自己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版税全给了马克思，甚至把居所搬到了布鲁塞尔马克思家的旁边，以便尽可能地靠近自己的朋友。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第二部大部头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问世，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

1847年初，马克思一家在奥尔良路五十号，找到了较为稳定的居所。这里距天鹅之家不到两站地，马克思就成了天鹅之家的常客。

1月20日，马克思的寓所响起叩门声。马克思打开一看，门外站着一位头戴鸭舌帽、身穿工装的中年人。他恭敬地问道：请问这是卡尔•马克思博士的家吗？

是的，我是马克思。马克思回答。

客人机警地四下环视了，轻声问：能进屋谈吗？

请进。马克思把客人让进屋里。

一进屋，客人紧紧握住马克思的手：终于见到您了。我叫莫尔，是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马克思热情地请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咖啡。

马克思对这个神秘组织并不陌生。

正义者同盟成立于1836年，是被流放到巴黎的德国手工业者创立的，成员包括裁缝、木匠、鞋匠，还有钟表匠、排字工人等，最初的目标是把“人权”和“市民”引入德国。同盟由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和约瑟夫•莫尔三人团领导。沙佩尔是一个贫苦农村牧师的儿子，鲍威尔是鞋匠，莫尔则是钟表匠。

莫尔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双手递给马克思：同盟中央委员会特地委托我来邀请您加入同盟，这是委托书。

马克思展开委托书看了看，沉吟许久，并没有马上回答。

莫尔把同盟委员会的情况作了一番介绍，坦率地告诉马克思，现在同盟内部矛盾重重，已经影响到了同盟的发展。

莫尔恳切地说：我们要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到时要宣布您和恩格斯先生的批判观点为同盟的学说。那些保守派分子和反对派分子，肯定会起来阻挠。到时候你们可都要出席，为同盟会擂鼓助威呀。

马克思点燃一支雪茄，在狭窄的屋里缓缓地踱着步。

莫尔的目光追着他的背影。

一会儿工夫，屋子里烟雾腾腾，马克思朝莫尔歉意地笑笑，推开窗户，一字一句说：我接受你们的建议，但有一个条件——既然共产主义的科学见解已经被同盟所承认，那么我希望同盟不要有任何的个人崇拜，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都必须从章程中摒弃。

莫尔兴奋地搓着手：没问题！同盟委员会一定认真考虑您的要求。恩格斯最近在巴黎，我要马上赶去，当面征求他的意见。

马克思信心满满：凭我对恩格斯的了解，他肯定会全力支持你们的。

莫尔咧开大嘴：太好了！有了你们的支持，代表大会肯定会开得很成功！他朝马克思点头致意，转身急急离去。

果然不出马克思所料，接到莫尔的邀请后，恩格斯欣然同意。他也提出要求，希望赞同他和马克思理论的，是一些善于独立思考和有分析批判能力的人。

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大会在伦敦召开，决定改组同盟的民主基础，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如约赴会。后来，人们才知道原委：马克思因家境窘迫，一时凑不齐赴伦敦的路费。身在巴黎的恩格斯，则代表巴黎成员出席。

事后，恩格斯埋怨马克思，怎么不事先告诉他，他会寄钱给他的。自那以后，家境富裕的恩格斯，成了马克思一家坚强的经济后盾。

正义者同盟原来的口号是“一切人皆兄弟”，但马克思态度非常明确，他声称：有很多人，我绝不希望是他们的兄弟。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共产主义者同盟将自己的口号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从此，这句口号传遍全世界，影响至今。

马克思虽没有亲自赴会，但率先响应共产主义同盟的号召。

同年八月初，他就把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支部，并亲任主席。正是同盟广泛的实践，使“工人协会”得以公开建立。八月底，德国工人协会在布鲁塞尔成立，协会的活动场所，就是著名的天鹅之家。

那时，天鹅之家还是布鲁塞尔屠宰业同业公会的会所，工人协会的活动时间主要集中在周三和周日晚上。一般情况下，周三晚上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周日晚上则是评述一周的政治事件，并举行唱歌、朗诵、跳舞和演剧等娱乐活动，气氛甚是活跃。

马克思是天鹅之家的常客，他一来，便成了活动的中心。他给工人讲课，与工人交流，还在后院举行过多场讲座，向工人讲解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

在听马克思讲座之前，工人们一直以为，自己付出劳动，资本家付出工资，是公平合理、天经地义的。有的甚至还感激资本家，以为自己是靠资本家发工资养活的。听了马克思的讲座，他们才茅塞顿开，搞清楚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久而久之，天鹅之家成了共产主义的通信站。别看马克思才二十九岁，由于他思想深邃、观点犀利、口才了得，比他年长不少的工人们都十分尊敬他。

有一次，一个新加入的年轻工人见大家都对马克思毕恭毕敬，加上马克思外貌老成，就冒冒失失地叫了声“马克思老爹”。

马克思老爹？马克思一愣，随即哈哈大笑。

什么？马克思老爹？哈哈哈！在场的工人们听了，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从那以后，“马克思老爹”的称呼就传开了，成了工人们的口头禅。

这称呼中，既有戏谑成分，更多的是崇敬之情。

1847年11月底，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会议在伦敦召开，有三百多人参加。因为与会者大多是工人，很多人白天还要上班，会议只能晚上开，激烈的辩论持续了整整十天。

这次大会上，一个年轻人无可争辩地成为主角。他的演说道理简明，逻辑严密，令人信服，声音铿锵有力，爱用生动的手势加以强调，从来不说废话，每一句话都包含着深刻的涵义，每一个观点都是论证链条中的关键一环，无情讽刺的才能令对手胆战心惊。

与会者深深记住了他的名字：卡尔•马克思。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所有的分歧和怀疑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

散会后，恩格斯兴奋地擂了马克思一拳：老伙计，多亏你能言善辩，所有反对的声音，在你面前都溃不成军！

一位叫弗里德里克•列斯纳的参会者，很久以后依然清晰地记得马克思在那次会上留给他的印象。他叹服道：马克思是位天生的人民领袖。当我越来越认识到魏特林时代的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宣言》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不同，也就越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代表着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年。

激烈辩论的结果是，历史上第一个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了。

大会结束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受了一项重要任务：为共产主义同盟起草一个正式纲领，以宣言的形式公开阐述共产主义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