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见李明亮进去，正要跟他打招呼，看见他手里端着自己的稿件筐，热情和笑容一时都凝固在脸上。不过他很快就平静了，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表露什么，装得什么事没有似的问候他身体康复得如何。李明亮故意挺了挺胸脯，说恢复得还行。梁文随即做出振奋的样子，说康复了就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本钱才有一切嘛。李明亮看出他说这些话时神情有些勉强。

到下午下班之前李明亮又不请自到地走进了梁文的办公室。这一回他手里拿的是几份红头文件。他径直开了文件柜把文件放了回去。梁文看他这么无所顾忌地动自己的东西连个招呼都不打，如入无人之境，而且拿的竟然还是绝密文件，不仅是吃惊，简直是惊呆了。他怀疑李明亮脑子出了问题，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嘛！但是他仍然装得视而不见，仍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表露什么。

次日李明亮声色不动地把这一套又重演了一遍，只不过红头文件换成了内参清样。到第三天李明亮还想旧调重弹，却发现无法进行下去了。他打不开梁文办公室的文件柜了，显然梁文把领导班子通用的密码改掉了。

以前报社有个内部约定，班子领导办公室的文件柜用统一密码，以便急需查阅。不过即使有这样的规定，好像还没有发生过不征得本人同意贸然去开别人办公室文件柜这种事情，因为也从来没有急迫到那个份儿上。即使真的很急迫，打个招呼也是做得到的。所以李明亮这么做实在有点石破天惊的效果。但梁文竟然只是暗中修改了一下密码，并没有发作，足见其定力。李明亮虽然早知道自己遇到的是一块硬骨头，但梁文的岿然不动还是让他震骇，他没想到要惹恼他都这么困难。

李明亮既走出了这步棋只好知难而上。他有事没事就到梁文办公室转一转，向梁文打听这打听那，甚至到了下班时间还坐着不走，东拉西扯地大谈自己对报道的思路和对报社改革的想法，表现出对报社前景非同一般的关注。梁文心里对他的厌烦也早已经非同一般了。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不知道李明亮究竟想干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这些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想来想去，梁文琢磨出来一定是自己安排他去上了一趟党校让他生出了非分之想。他简直快乐晕了，心想别的不说，有我在这里一天就一天没你的戏，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都不懂？——他认定李明亮是想当官想疯了。本来他还想拿话敲打敲打他，让他收敛，或者干脆给他两句狠话，让他清醒。转念一想跟一个疯子认真有什么必要，不如让他尽情表演，只当看猴戏，反正他也是孙猴子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梁文越是不动声色，李明亮越是得演得夸张。渐渐地李明亮觉得这个角色对于自己来说并不是没有难度，相反，他有点难于驾驭和把握。他发现自己跟着徐达干了几年，已经非常习惯徐达的那一套了。徐达的规矩很多，刚开始他也曾不自在过，认为是戴着镣铐跳舞。但是戴着镣铐跳舞跳惯了，人变得机械了，他反倒不习惯自己来拿主意决定事情了，更不习惯去演超越自己能力的角色。可是他不拿出聪明和手段又不是梁文的对手，他清楚要是这一把斗不过梁文，估计这位一把手会让自己死上十回。所以他决定铤而走险，死活也要把这一局拿下来。

李明亮变得越来越亢奋。他眼露精光，满腔热情，不管和他有关无关的事情统统都要去插一杠子，一副抡圆了膀子要大干一场的样子，让人情不自禁联想起已故的温伯贤。他比温伯贤还要有过之无不及的是有些事情梁文还没有表态，他抢先表态，梁文还没有发话，他抢先发话。最麻烦的是他想的说的和梁文又并不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反。梁文也绝，只要是李明亮作的决定和处理的事情，不论他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他的意见必定相反，一定要让有关方面返工重来，故意让这位常务副总编没脸。对李明亮其实梁文早已经是忍无可忍，但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和一个手下人较劲，而且他也认为和这种人不值得正面交锋，没想到的是他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梁文拿定主意找个机会干脆把他停掉算了。

梁文还没有动手，李明亮自己就先支持不住了。

有一天正开着会他突然就倒了下去，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扶起来，连搀带抱地把他弄回办公室。他一手捂着太阳穴，一手抱着肚子，闭着眼睛皱着眉头，一脸痛苦地说自己难受得要命，好像上次的毛病又犯了。梁文一边嘘寒问暖，一边指挥薛恩义赶快联系医院，心中却暗笑他也不可能长出第二条阑尾，上哪儿再去犯“上次的毛病”？

李明亮又一次被送进了医院，并在医院住了下来。一番检查之后一时也没有明确的诊断。最初的两三天梁文每天给他打一个电话，问问他身体怎样，检查得怎样，还表示要到医院看望他。随后梁文的电话就没有了，好像忘了有他这个人存在。于是李明亮开始主动给他打电话，每天一早一晚给他打两次，有时候中午闲得无聊还会增加一次。除了报告几句自己的健康状况之外，最主要的是向总编辑打听报社的情况。诸如发了什么稿，开了什么会，有什么重要传达和最新消息，即将要做什么报道，等等等等。梁文心说你管得着吗？心里对他厌烦之极。他认为像李明亮这样的应该直接住到精神病院去，到那儿去接受系统的治疗，可是嘴上多少还得应付他几句。每次接完电话梁文都心情烦躁，情绪恶劣。后来只要看见来电显示是李明亮的电话他干脆就不接了。

数日之后的一个早晨，梁文刚到班上就看见李明亮迎面走过来。他还没有想好以怎样的规格来跟他打这第一个招呼，李明亮的手已经伸到了他的面前，递给他一张揉得皱皱巴巴的纸。梁文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医生开的诊断书，上面写着“严重抑郁”。李明亮哭丧着脸开始喋喋不休地陈述病情，他说自己睡不着觉，成天都在想事情，特别放心不下报社里的这些人，时时刻刻担心报纸会出错，担心下一年度发行量上不去，还担心广告上不来，大家的收入就该下降了，想到这些就更加睡不着觉。因为连续失眠，他现在身体状况很差。他说自己身体这个样子，本来还想好好干一番事业，结果是连班都上不动了，还要花费那么多的医药费，成为大家的拖累，心情更是坏得很，觉得生活毫无意义。梁文听了心里冷笑，认为他活该，嘴上却安慰他说有病治病，这个年纪正当盛年，千万不要胡思乱想。

他这一劝李明亮更是一下子软了，万般苦恼地说：“这哪儿是诊断书，简直就是判决书啊！大夫说得了这个病是很难治好的，就是那些进口药也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得了这种病的人承受不起一点压力，而且不能受一点刺激，随便一件小事就能引发病情。我实在是太绝望了，我还不到五十岁呢，就成了一个废人了，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梁文又是一通的好言相劝，心里却喜出望外。他想自己没动一枪一弹就去除了这个眼中钉，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他用一种他特有的而且是平常不轻易动用的真诚温柔的口气宽慰李明亮：“医生只是让你休息并没有让你退休，你养好了身体还可以继续上班的嘛！再说医生的诊断也有出错的时候，你也不要把自己的病情想得多么严重，一定不要有悲观情绪，那样对你的健康不利。退一步说，就是病情真的很严重，你也要乐观一点，积极治疗。我这儿有多少事情还指着你呢，咱俩合作得多好多愉快啊，没有你我可就彻底抓瞎了！”

梁文爽快地在他的病休报告上签了字，而且还特批三个月之内不扣他的奖金。

李明亮办绥了病休手续，想到至少有三个月可以心安理得地躲进小楼成一统，不必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心里一阵欢喜，一阵轻松，随后又是一阵惆怅，一阵凄楚。他自叹不是梁文的对手，他官比自己大，也比自己心狠手辣，自己跟他斗完全是以卵击石，而且自己也的确是弄不过他。和梁文共事时间不长，他已经实实在在地尝到了“伴君如伴虎”的滋味，也实实在在地尝到了被梁文明里暗里蹂躏的滋味。他庆幸自己总算是全身而退，他认为自己算得上是一个幸存者。

李明亮想好只要梁文在报社一天他就一天不回去，如果梁文一直在报社扎下去他就想办法办个病退算了。他对当官不当官算是看透了，知道自己再怎么努也不会有什么戏，再往上走显然是不可能了，因此没必要白去受那份委屈，不如趁着不算太老出去另趟一条路子。他的想法很简单，只要有钱挣做什么都无所谓。他有一个妹夫是一家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的老板，拍过几部电视连续剧，有两部特别火，挣了不少钱，一直撺掇他过去跟他一块儿干，李明亮想想这也是不错的一条路。他认为现在不像从前，路多得很，实在没必要在单位这一棵树上吊死。

梁文智者千虑但却丝毫没有想到李明亮跟他玩了一把金蝉脱壳。李明亮不来上班正合他意，他算是眼不见为净。他心里盘算着等他病休半年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拿掉他，腾出位子正好上自己喜欢的人。

为了表示对李明亮同志的关怀和问候，梁文派副总编薛恩义和办公室主任老马一起郑重其事地给他送去一个硕大的缀满粉红色玫瑰的花篮，插在鲜花丛中的漂亮的心型卡片上是他亲笔题写的两行清俊的柳体楷书：“安心休养，早日康复！”

金候高、薛恩义、姜树柱三个眼见着梁文把李明亮一点一点逼出去，个个心惊胆战。他们不清楚梁文为什么看李明亮如此不顺眼，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心有余悸，人人自危，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

但梁文却并没有马上去动他们，相反，李明亮走了之后他对他们说话很和颜悦色，而且也有了点笑容。有时看到他们加班太晚还会关照他们早点回家休息别弄坏了身体等等。可是梁文的亲善并不能令他们放松，他们都一致认为他是笑里藏刀，居心叵测。每天上班仍然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梁文让做的事情他们都争相去做，丝毫不敢违背。梁文随便说一句话他们都会琢磨半天，生怕没能领悟他的微言大义。报社里大小事情都是梁文说了算，有些事情梁文不愿意一个人负责，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也都是听他的口风看他的眼色揣摸他的心意行事。梁文对此不仅相当满意，也相当得意，会上会下都说领导班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空前团结。

然而这几个人尽管表面如此，心里面却未见得没有异议和想法。

排名在李明亮之后的金候高也曾经为徐达所重用，一度在报社同样被看作是徐达的红人，很有风头。后来徐达不知怎么对张帜赏识起来了，许多事情都找张帜不找他了，他渐渐靠了后，气焰也小了下去。金候高是那种需要火借风势的人，没有了风他就烧不旺了。徐达不再对他另眼相看他做什么事情都打不起精神来，偶尔动一下手还弄得纰漏百出，自己就先心灰意冷了。徐达出事之前他值班时连着出了两起大错，要是放在徐达重用他的时候肯定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徐达和他已经相当疏远，所以也就公事公办地拿出了一个处理意见，让他作书面检讨，并扣发三个月的奖金。金候高想想自己对徐达也曾经是鞍前马后冲锋陷阵，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他一笔抹杀不说，就出了这么点子事儿就对自己如弃敝屣，灰心之外又添了伤心。正在这时徐达忽然垮台，他心情复杂的同时也的确感到了几分快意。徐达落马让他因为失宠和失势而受到创痛的心灵略微平复了一些，他下意识地盼望改朝换代之后自己能够东山再起，至少能够捞到一个好点的地位。可是当他看到梁文就知道自己打错了算盘，看到梁文做的事情更是一颗热腾腾的心完完全全地凉了下去。

金候高是那种头脑说简单并不简单说复杂又并不复杂的人，尤其是在人际上面，简单起来比谁都简单，复杂起来又比谁都复杂，是报社出了名的脑子不容易拐弯的“几根筋”之一，凡事都要坚持自己认准的那一套，经常是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有时候干脆是碰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金候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人忽冷忽热，有时候就像春天般温暖，和蔼可亲，跟大家有说有笑，有时候就像冬天般寒冷，板着面孔，对谁都不理不睬。而且他的喜怒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刚才还是艳阳高照，转脸就是天寒地冻，大家背后形容他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这话传到他耳朵里，他非但不生气，竟然还有几分的沾沾自喜。他虽然是学理出身，没事却喜欢读些古文，知道这句话出自周敦颐的《爱莲说》，他认为别人这样说他是把他比作品格高洁的莲花。

金候高的思路从来跟别人就不太一样，报社不少人都说他“左”，这个“左”不是左倾，而是和大家相左。他常常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智力上的优越感，总认为自己的思想比别人更深刻，自己看问题比别人更精辟，自己的主意和办法比别人的更好，喜欢别人听他的，而且是毫无保留毋庸置疑地听他的。而实际上他并非真像他自己认为的那么高明，因此他是领导层当中和编辑记者发生矛盾冲突最多的一个人。

其实他倒也并不是一个多事的人，本质上还算是与人为善的。他和别人发生矛盾冲突也都不是为了自己，基本是为了工作。他对业务极端认真，他的问题也恰恰出在他的认真上。从他手里过的每一篇稿子他都会仔细梳理，就像是拿着最细的筛子从头至尾细细筛过，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会放过。是凡由他主抓的报道，特别是重点报道，他会召集人马一次次地开会，从报道思路到采访过程到稿件撰写到编辑上版件件事情都要亲自过问，让习惯独立操作的记者编辑不堪忍受。他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喜欢改别人的稿子，不管稿子写得是好是坏，他一概从标题改起，逐字逐句地刷过去，改到最后经常是与原作面目皆非。经他之手的稿子都是一样的平头正脸，索然无味。而且他还经常把别人的稿子改错，弄得记者编辑都怕赶上他审稿。报社很久以前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上级改过的稿件下级不能擅自改动，即使改错了也要找上级商量之后才能再改正过来。可是金候高改错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人名错了，地名错了，数字错了，年代错了，语法错了，标点错了，有时甚至连事实都弄错了。大家为了把他改错的地方改回来，要费很大的劲儿去跟他交涉，所以只要轮到他值班，值班室里总是吵吵嚷嚷的。好在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坚持真理不坚持谬误，所以到最后让步的总归是他。因此他又落得了一个好说话的美名。渐渐地记者编辑有事需要领导签字批准的时候都来找他，有些和别的领导不好说或者说不通的事情也都来找他，反正无论什么事磨到最后他都会答应。无意之中他竟然成了报社群众基础最好的一位局级领导。

可是自从梁文来了以后金候高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被更加地边缘化了。梁文第一次召开部务会就宣布往后只有总编辑和常务副总编有签字权，其他副总编只能管辖自己分管的范畴，而且遇到大事要通报，作决定需要提交部务会讨论。如此一规定，他的好人缘也就发挥不了多少作用了，他再想做好人也不怎么容易做到了，他在报社的作用无形中也就小了很多。因为失去了签字权，那帮势利小人就觉得他没什么大用处了，便对他冷淡起来。他再在采编方面对人严格要求，人家也就未必买他的账了。

金候高虽然自己对别人忽冷忽热，却最受不了别人对自己忽冷忽热。他长着一颗柔软而易感的心，对人情冷暖极度敏感。他痛苦地发现手中的权力被削弱之后一不留神自己便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帮不了别人，还给别人添乱，自己心里就没有意思起来。

金候高本来就个性很拧，顺心顺意还好，不顺心不顺意他就拧巴得更加厉害。他不对自己加以调整，而是变本加厉地执拗下去，只要看出谁对自己不耐烦他就不断地去麻烦谁，有时纯粹是故意找茬儿，弄得和采编室的不少人都关系很僵。

从前沈旭东、方文心、罗卫几个都是他的牌友，也都算是他的支持者，现在这圈人基本散得差不多了，留下来的方文心也和他渐渐疏远了，他在下面等于没腿了。以前领导层当中还有个张帜，他在心里把他当个盟友，认为他有头脑，为人正派，处事沉稳，至少没有害人之心，可惜的是连他也走了。剩下的副总编们在他眼里都是些牛头马面，没一个是可以引以为友的，相反还要时刻提防着他们党同伐异。

对总编辑梁文他几乎是本能地感到害怕，就像羊害怕狼，老鼠害怕猫一样，那种恐惧是天然的。然而梁文对待他倒并不像对待李明亮那样，平心而论，梁文对他还是比较客气的，除了拿掉了他的签字权，别的方面基本还给他保留了原有待遇，也没有对他进行任何方式的修理。不但没有对他动手，似乎连对他动手的意思都没有。金候高看到李明亮被整回家，以为下一个就该轮到自己了，不由心情激荡，热血沸腾，做好了接招迎战甚至是光荣就义的准备。可是梁文接下来竟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相反，他对硕果仅存的三位副总编不仅和气甚至亲善起来，这让金候高有一种一脚踏空的感觉。他不但一点不感到庆幸，相反还觉得自尊受到了伤害——他认为梁文这样显然是把他与薛恩义和姜树柱同等看待，而他心里是从来就瞧不起那两个人的，认为他们都属于无德无能只不过肯听话的一路。既然梁文把自己与他们混为一谈，表明在总编辑的眼里自己是无足轻重和不堪一击的。这令金候高无比失落，也无比沮丧。

金候高变得十分消沉，任何时候都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他本来就是沉默寡言的，现在更加是金口难开。在报社他总是低着头走路，神情恍惚，就像沉浸在一个永远做不完的梦里。有时候他上着班忽然就没影了，也不跟任何人打声招呼，没有谁知道他去了哪里，打他手机他也不接，就像失踪了一般。等他再度出现，也不会有一句解释的话。

忽然有一天他脸色明朗，话多得像井喷一样。他主动向同事说起家里养了一只狗，两只猫，四只鹦鹉，八只信鸽，十六只相思鸟，还有一大玻璃缸的热带鱼。他洋洋得意地逢人便说：“我们家水里游的，地上走的，天上飞的样样都有，海陆空都置齐了！”

只要一提到宠物金候高便眉飞色舞，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说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宠物可以让人笑口常开，心情愉快。他还说了许多在头脑正常的人看来有点像是奇谈怪论的话，比如他说人最好的伴侣其实不是人而是动物，人可以从动物那里得到无穷无尽的爱，不管他是老的、丑的、生病的、还是有残疾的。再比如他说人和宠物在一起比人和人在一起要好相处得多，也要安全得多，人会欺骗你陷害你，会给你下套设绊，甚至会整你个体无完肤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但宠物永远不会和你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更不会来害你。他还说现在我们提倡“和谐社会”，其实人和动物很容易建成和谐社会，但是人和人是根本没有可能建成和谐社会的，等等等等。他只要一提到动物无论是野生的还是家养的总是十分虔敬，少不得要念叨几句“万物皆有灵”、“众生平等”这样的话，好像他是飞禽走兽的新闻发言人，而且还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把人与动物对立起来，听上去总像是话里有话，报社不少人都觉得他相当可笑。

在宠物之外金候高还爱说一些神神叨叨的话。比如巫术、古代的律例、罪的界定、盛世、演化、外太空和未来生物等等，他说的内容和观点常常也是大家闻所未闻的。

金候高说得最有兴致也是被大家公认为最经典的话是关于时间的。某一天他以一种老僧入定的平静对同事们讲述时间所包含的复杂性与可能性。他说人类的一个终极幻想就是回到过去，可是回到过去这个想法无疑是破坏因果律的。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回到过去，他就有可能误杀自己的祖母，而杀掉了自己的祖母，这个人的父亲就无法出生，他本人也就不可能出生。他说这就是着名的“祖母悖论”。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有一种说法就是有多个平行的宇宙存在，时间线因此便有了分岔。在某个时间线里这个人的祖母被误杀了，但是在另外的时间线里祖母依然存在，所以这个人也依然可以出生。有了平行的宇宙，回到过去就不是没有可能，时间机器因而也就可以大胆地前进了。当然这样的机器如何制作目前还无人知晓，我们的科技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步，未来是否能制作同样也是不得而知。

在多次被听众不严肃的笑声打断和他们七嘴八舌非常缺乏科学水准的发问之后金候高继续说道：根据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回到过去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得到一个虫洞。他解释说宇宙就像一张平铺的大床单，星球自身有一定的重量，这个分量压在这张大床单上使它变得弯曲，从而形成虫洞。不过迄今还没有一个虫洞被发现，但是已经有科学家运算过通过虫洞的确可以回到过去。那么如果找不到天然的虫洞是否可以用人工来制造一个虫洞呢？就人类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来说，自然还难以做到。因此这个设想目前还只能说是一个幻想。

听到最后大家才明白他说了半天说的不过是一个科学幻想。但这个幻想因为是副总编说出来的，所以大家还算肯给面子，至少都勉勉强强听完了，虽然听得一头雾水，也还个个做出几分饶有兴味的样子。

除了关于时间的这些理论或者悬念之外，金候高还喜欢说的一个段子是关于未来世界的。他在许多场合都反复说过，不少同事听得耳熟能详。

他说两亿年之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就将灭绝，那时候主宰世界的生物将是章鱼。章鱼通过进化会从水里出来，它们既可以在水里也可以在陆地上生存。它们能在水里游泳，也能在陆地上行走，而且还能在天空中飞翔。到那时地球上到处都游走和飞翔着巨大的章鱼，它们伸开触须，横扫海洋、陆地和天空，它们撞毁建筑物，毁灭人类生存过的所有痕迹。它们以惊人的胃口和消化能力吃掉所有的动物和植物，最后只剩下它们自己。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它们吞噬同类，展开一场真正的没有一丝一毫商量余地的弱肉强食。当剩下最后一只章鱼，这个伟大的征服者和胜利者在没有食物没有同类也没有后代的绝望之中身体和触须因为饥饿而脱水干瘪，最终灭绝并且被风化，地球将再一次变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金候高带着不胜痛惜的神情说：“弱小的毁于弱小，强悍的毁于强悍，可惜啊可惜，实在是可惜！”

同事们觉得他这个说法很有趣，一起出去吃饭时总是半笑半讽地一定要点章鱼，戏言要在章鱼主宰世界之前把它们统统吃光。金候高却总是十分认真地带着不胜感叹的神情说：“我们肯定是吃不光它们的，因为它们注定要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宰！”

同事们玩笑地说那就呼吁全人类一起来吃，一定让章鱼在它们主宰世界之前统统灭绝。

金候高以洞穿两亿年时空的深邃和茫然说：“你们忘记了有多个平行的宇宙存在吗？我们在这条时间线里把所有的章鱼都吃完了，但是在另外的时间线里章鱼仍然存在，因此它们仍然可以成为世界的主宰。这是世界的宿命，是世界的悲剧性命运，注定是无法改变的。”

大家都佩服金候高的博学多才和融会贯通，多么离谱的事情经他一阐述竟然也能自圆其说。不过对他的言论大家也就是当段子听，没人当真，也没人深究。但是有一个人例外，此人就是总编辑梁文。

梁文把金候高说的这些话串在一起细加琢磨，发现这个人可是太深了。他装得疯疯癫癫的，说的表面上好像是一些无稽之谈，但实际上大有深意，而且许多话都有极强的指对性，甚至直接就是冲着自己来的。比如金候高总在说回到“过去”，还说这是“人类的终极幻想”，梁文认为他的意思就是要回到“过去”的徐达时代，言外之意就是对“现在”不满，换句话说也就是对他不满。梁文还认为他说的“章鱼”也是影射自己，他是拐了弯儿来指责自己称王称霸。金候高说的“弱小的毁于弱小，强悍的毁于强悍”，“这是世界的宿命，是世界的悲剧性命运，注定是无法改变的”那些话，表达的同样也是他心中的不满。

不过梁文却并没有对此太在乎，他只是觉得金候高十分可笑，跟自己耍这些没用的小心眼子，真有点着三不着两。在他看来金候高不过是个书呆子，比别人多读了两本杂书便想要显摆一番，心里存不住事，有了不满情绪忍不住想要正直一把，玩些指桑骂槐、借古讽今的小把戏，不过也就是嘴上功夫，真要让他造反也没那个胆量和能耐。这样的人说到底既帮不了大忙也添不了大乱，顶多就像一只苍蝇一样嗡嗡乱飞招人讨厌，说到底不过是个无关痛痒的小角色。梁文本来就没把他当一回事，现在就越加看不起他了。听他跟别人胡扯一些“律例”、“进化”、“悖论”什么的，心中忍不住冷笑。他想一个连自己版面上那点子事情都弄不利索还养着一大堆宠物连上班都没有心思的人，不说玩物丧志，也绝对不会是被褐怀玉有大抱负和大作为的。这样的一个白面书生就是兴风作浪又能怎么样呢？梁文宁可相信章鱼有一天会主宰世界也不相信金候高会成为自己的对手。他吃定他不会有什么危险性，姑且留他一边玩着。

薛恩义和姜树柱比起李明亮和金候高锋芒就更弱得多了，他们无论是做领导还是做人也都比较低调。梁文对这两位副总编明显地要比对李明亮和金候高和气和友善。梁文有自己的考虑，他不想一棍子打翻一船人，虽说他们都是徐达的旧部，不管他们当年是怎样合作的、合作得是否愉快，反正他看这些人都不觉得愉快，如果依他的心意他会全部换掉，一个不留。可是报社不是他的家庭作坊，也不是他的私产，他没法自己说了算。他只好继续将就着用他们。

他用他们是出于无奈，他也知道他们心里未必真的服气自己，所以他更加认为对他们必须修理和利用两手都要抓，而且两手都要硬。对排在最前面的李明亮他是收拾多于笼络，他早知道他是徐达的红人，因此绝对不会让他再继续红下去。尤其是他一到报社李明亮时时处处表现出想与他亲近，让他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梁文认为一个人可以无耻，但不可以下流。他承认自己为了达到目的也会不择手段，自己也很无耻，但是自己却从来不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因此还不算下流。而李明亮在前主子倒台不久就转过来扑向他谄媚邀宠，实在让他恶心。金候高若是放在从前当红人的时候梁文肯定也少不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但他失宠了，据说对徐达也是心怀不满，因此他对他网开一面，让他靠边站就算了。他看金候高身上的酸腐气很重，对他没什么好感不说，也很瞧不起他。梁文倒是看薛恩义和姜树柱还好一点，这两个比那两个相对来说要本分老实一点，至少没有马上倒进他的怀里。也许他们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或者是不好意思。——这个时代还有这么知廉耻的，梁文觉得就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本质上都算是好人。他认为对好人和坏人是应当区别对待的，因此和前面那两个比起来，他对待他们就要慈悲得多，笼络远远大于收拾。他甚至还没怎么收拾过他们，因为似乎无此必要。

对薛恩义梁文既把他与李明亮和金候高区别对待，也把他和姜树柱区别对待。梁文知道在徐达手上他是个不得意的人，他人微权轻，风头和影响力远远赶不上李明亮甚至金候高，还深受排挤。梁文甚至清楚地知道他曾经想调到《寻医问药报》，关系都已经铺得差不多了但有人占了那个位子因此他才没有走成。梁文认为他既生去意，从内心里说对徐达就谈不上一心一意。而且他舍弃这样一份地位显赫的大报往一份默默无闻的行业小报调，显然是出于不得已。梁文看出薛恩义能力一般，同样也比不上李明亮和金候高。不过对此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能力弱的人不嚣张，不自负，这样的人不危险，好控制，未必比所谓能力强的人不好用。梁文太清楚上任之初对他来说首要的是控制局面，发展、进步是稍后的事。所以他最急迫的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从方方面面来看，他认为薛恩义还是可以吸收为一个帮手的，虽说这个帮手未必真能帮上他多大的忙。

梁文要扶持薛恩义，自然不会去难为他。有时候他还主动给他出点主意，教他如何如何去做。出乎他意料的是薛恩义对此并不领情，或者说是并不领悟，他就像《沙家浜》里唱的那样“态度不卑又不亢，神情不阴又不阳”，一副不吃这一套的样子。梁文觉得既可笑又可气，心想这种木头疙瘩难怪徐达不重用他！不过比起徐达重用过的人他还是更愿意用徐达没有重用过的人，所以尽管薛恩义远远达不到他心目中的用人标准，他还是愿意凑合着用他，并且尽最大的可能将他变废为宝。

薛恩义在徐达手上一直都是分管后勤的，他本身对自己的学历就有很深的自卑感，让他管后勤等于戳了他的痛处，所以他总是抑郁不得志。平常他的工作主要就是管好报社五六百号人包括为数不少的离退休人员的吃喝拉撒睡，照理说这个位子尽管烦点累点还是有实权的，就说分房这一块油水就大得很。报社多年来住房紧缺，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差不多都是无房户，他们要结婚要生孩子，都是心急如焚地等着分房子，不结婚不生孩子的同样也是急不可耐地等着分房子，有了房子的人也都盼着能调到更大更好的，所以报社上上下下几乎没有人不需要请他帮忙和关照的。求人自然不便空手而去，薛恩义于是毫无争议地成了报社收受礼品最多的一个人。除了时令佳品，他还时常能收到一些贵重的和稀罕的东西。不过他并不贪婪，收到礼品经常随手就转送给同事，甚至都很少往家里拿。薛恩义有一个爱好，他喜欢酒，所以别人送给他的中外名酒不计其数。他是个爽快的人，收礼也相当痛快，只要有人给他送东西，不管是谁，不管送什么，他都欣然笑纳，从来不假模假式地推辞。他收礼痛快，大家也敢给他送，而且都对他这方面印象极好。他收了礼也总是办事的，而且不管能办到什么程度都是尽心尽力，因此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人很实在。

如果在报社做个民意调查恐怕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会认为用薛恩义管后勤是用对了人，不但合适，而且完全可以说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薛恩义长着一张笑口常开的弥勒佛脸，看上去既热情又豪爽，实则城府深得很。他既放得下身段，也拉得下脸面，人头又熟，在总部的后勤系统基本没他办不成的事情。自从他接手后勤这一块，真是成绩斐然，报社的人都跟着他沾光，大家也都有口皆碑。可是他本人对此却没有一点的满足感。他不满足倒不是说他想把这件事做得好上加好，而是他打心眼里就瞧不上这件事，认为做得再好也是麻袋片上绣花，算不得是正经事情。薛恩义一直向往有一天能让他主抓业务，或者由他分管人事，他认为只有“业务”和“人事”才是报社最重要的两块，代表了一个领导真正的实权。可是在徐达执政期间他始终没有捞着过这样的机会，他也因此相当气闷。

梁文对他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所以想笼络他很容易对症下药。

李明亮病休之后梁文便开始把一些业务上的事情交给他。梁文采取的是逐步渗透的方式，并没有一下子宣布让他管业务，而是一点一点地让他参与进去，今天让他去出席一个上面召开的重要的业务部署会议，明天找他商量封面要目，后天又让他在编辑记者的培训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不断地给他机会，不断地让他有惊喜。

薛恩义不是笨人，梁文如此对他他不会感觉不到。原先他一直是防着这位一把手的，和当初防着徐达可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梁文做的事情他都看在眼里，虽然没动到他，他也不敢放松警惕，害怕他的板子说不定哪天就打到自己头上来了。可是好几个回合下来，梁文非但没有磨削他，相反还经常提携他，他觉得自己把总编辑想错了，倒是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薛恩义做梦也没想到过梁文会垂青他，他不知道这张馅饼怎么会不偏不倚正好砸到自己头上的，高兴得直发晕。薛恩义尽管城府深，却是个就事论事的人，而且年纪越大看事情也越简单，他认为一个人不管别人如何说他不好，只要他对我好他就是好人。他用这个看法衡量梁文，无疑梁文就是一个十足的好人了。既然如此，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自然应该对他知恩图报。可是如何报答梁文，却生生把他给难住了。梁文比他官大权重，他能办到的事情人家自己统统能办到，他办不到的事情，人家也能办到，所以他想报答梁文还真有点儿不容易。他手上最大的权力是分房，但梁文似乎连这也用不着。去年他刚按局级标准分到了一套越层的房子，据说让许多早分到房子的同级别的老干部眼红得要命。薛恩义想送点礼物给他，但实在不知道送什么好。他自己是个收礼收惯的人，却没有给人送礼的习惯。他觉得给人送东西是件不太好意思的事，既怕礼重了让梁文有想法，又怕礼轻了梁文瞧不上。他左思右想，左右为难，始终拿不定主意。

薛恩义还没有给梁文送礼，梁文却先送礼给了他。

有一天梁文把他叫到自己办公室，尽管跟他说的无外乎都是工作方面的话，但说的内容没有一件不是直接和新闻业务有关的，而且不是对他布置工作，而是和他叙谈。薛恩义受宠若惊，徐达从来没有如此对待过他不说，他也从没有看到梁文给过谁这样的待遇。梁文一向言简意赅，布置工作通常三言两语说完就完，这一回却破例跟他聊了有两个多小时。薛恩义得到如此殊荣，心情激动，胸口热乎乎的。让他心情更加激动、胸口更加热乎乎的是谈完业务梁文弯腰从办公桌下面的小柜里拿出两条中华烟，朝他面前轻轻一推说：“你拿去抽吧，也是人家送的。”

薛恩义不缺香烟，有许多人给他送过香烟，他平常吸得很少，几乎可以说不吸烟，对香烟也没有多大偏爱，但唯独梁文给他的这两条香烟让他觉得非同寻常，也特别珍爱。特别是梁文附加的那句话，他说“也是人家送的”，说明他对他是不见外的，也就是说拿他是当自己人的。薛恩义接过香烟，心中涌起一股“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自此之后他对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总编辑言听计从，为他冲锋陷阵，两肋插刀，而且完完全全是发自真心。

梁文把薛恩义收服之后更加高枕无忧。他对排名最末的副总编姜树柱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这样的人是绝对不应该任用的，当然他也完全清楚徐达提拔他的用意，不过是耍的一个小花招，就好比排队时人走开就在站过的地方放半截子砖头，他也就是用这个老实无用的草包占上这个位置，堵上别人的路。这种招数梁文说心里话是不太看得上的，他觉得不高明，效率太低，而且破绽很大，谁都能一目了然看出用意何在。他想如果让自己来做肯定会做得聪明得多，与其用一个无用的人还不如用一个唯我所用的人，他不信这么大报社就找不出一个比姜树柱合用而且听使唤的人。不过既然现在这么个人杵在这里，他也不能彻底绕开他，只好尽可能地将就着用。

姜树柱谨小慎微，心思细密，连面貌都带着几分鼠相，没有一点男人起码的磊落劲儿。当了副总编之后他也没多大改观，平常走路还是溜着墙根，开会发言哼哼叽叽，当着人稍长一点的句子就说不利落了，稍微复杂一点的意思就表达不清楚了，常常是话没说几句已经憋出一头的大汗，他说着着急，别人听着更着急。人是一副窝窝囊囊的样子，连他穿的衣服也跟着不争气。新衣服穿在他身上也像是半旧的，衬衣永远是皱皱巴巴的，如果是白衬衫领口和袖口一定是油污的，裤子从来没有裤线，毛衣上总是起着一片一片的绒球，西服的样子也总是最土最蹩脚的。他仍然非常节俭，仍然是坚持不去单位的餐厅吃饭，把饭卡里的钱省下来买成洗衣粉、洗发水、沐浴液、牙膏、卫生纸等等大包小包背回家去。每天中午他还像从前一样端坐在办公桌后面一口一口吃着老婆隔夜为他准备的盒饭，食谱也没有丝毫的变化，还是大米饭，黄不黄绿不绿的蔬菜炒肉片，鸡蛋羹和一点小咸菜。吃饭的时候他不说话，吃得很专心，发出的咀嚼声很响亮。没有人知道他是吃得津津有味还是味同嚼蜡。

当上副总编之后姜树柱和从前不太一样的是多了不少活动，傍晚临下班时分他必定给老婆打一个电话，每天说的基本是同一句话：“晚上我有应酬，你和妈妈自己吃饭噢！”每次打这么个电话的时候他的嗓门都不自由自主地提得非常高，周围好几个办公室都能听得到。嘴损的同事背后嘲笑他每天一个电话方圆几十公里都能闻到酒菜香！

姜树柱把出去吃饭当作是一件很美很荣耀的事儿，每次他都是有请必到，脸上挂着谦卑的笑容，悄不出声地端杯举箸，吃得一点不比别人少。他长着一张干瘦的苦瓜脸，身材也是干瘦的丝瓜形，而就在这样的外表之下他却有着一个消化能力惊人的胃。他不仅消化能力惊人，而且胃口也好得惊人。宴席上不管上多少道菜，他都是从第一道一直吃到最后一道，每一道都吃得有滋有味。他什么都吃，没一样忌口的。人家给他倒酒他也是倒一杯喝一杯，从来没有喝醉的时候。他是饭桌上最好的陪客，从头到尾都是笑呵呵的，情绪饱满。而且他不多话，不抢风头，别人说再无趣的话、讲再烂的笑话他都能张开大嘴哈哈直乐，捧场得不得了。李明亮、金候高、薛恩义几个以往有应酬都喜欢带上他，因为他既可以壮场面又不碍事。但梁文却一次也没有带他出去过，他实在是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么个土鳖，他可不想带着这么一块老生姜出去跌份儿。

梁文最看不惯姜树柱那种抠抠缩缩小里小气的样子。姜树柱爱占小便宜是出了名的，当了副总编之后这个毛病一点也没有改。他经常把一些公家的东西顺回家，小到订书机、圆珠笔、稿纸、大头针都不放过。报社每个办公室都配有招待茶，喝完随时可以去领。姜树柱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招待茶给自己先酽酽地泡上一大杯，还时常用公家的信封装上半包茶叶带回家去喝。他的那只用得很旧的公文包简直就是一个百宝箱，里面有大大小小无数个小纸包，除了茶叶之外还有曲别针、图钉、订书钉、涂改液、粘贴条、留言纸、橡皮筋、牙签等等，这些东西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全都是不花钱得来的。姜树柱觉得这些东西虽然小却很有用，放在包里有备无患，最主要的是不拿白不拿，不拿实在太可惜了。除了拿办公室里的东西，每次他出差住饭店，进房间第一件事就是把饭店免费提供的一次性洗发水、沐浴液、浴帽、肥皂、牙膏、牙刷、梳子、拖鞋等等东西统统收到箱子里，一样也不会遗漏掉。有一次报社在上海召开一个联谊会，姜树柱负责会务，他住在会务组的大套间里，竟然当着梁文的面就把洗手间里的所有一次性用品一扫而光，梁文看了差点没晕过去，他真想当场喝令他打包滚回去。——后来当梁文听说为了节约和环保许多饭店不再提供一次性用品了，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替姜树柱觉得可惜，心想以后他再要捞那些东西可就有点儿不容易了。

梁文瞧不上姜树柱，但也并不认为他的这些毛病有多么地致命。相反，他认为有点毛病是好事情，要是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手底下的人没有一点毛病那才是可怕的，比有毛病要麻烦得多。没有毛病就等于没有缝隙和把柄，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没有把柄如何下手去拿他？而且所谓的没有毛病也绝不会是真的没有毛病，只不过是伪装得好，隐藏得深，这样的人斗起来更费力，也更不好斗。而有毛病的人就要好办得多，是狗给他根骨头，是猫给他点腥，投其所好，从他薄弱处下手，没有不是手到擒来的。这一方面梁文体会太深了。

对付姜树柱这样的对他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既然他那么爱占小便宜，梁文就给他机会占便宜。姜树柱任副总编不久徐达便出事了，所以一直没对他有明确的分工。党务、人事、后勤等等都有专人承担轮不着他，业务也不是他的强项，所以他基本是做些拾遗补漏的工作，经常不过是给总编和其他副总编打打下手。姜树柱也参加值班，但几乎不安排他独立值班，除非人手实在不够。他本人也非常自觉，这上头丝毫不逞能要强，也从来不跟别人一争高低，无论怎么排班他都没有异议，当班的时候遇到重要稿子他会主动拿给总编或者别的值班副总编审阅，吃不准的事情也随时随地请示和请教他们，从来不冒失，倒还真做到了徐达和梁文共同要求的稳字当头。梁文冷眼旁观，觉得这个人尽管不能委以重任，但也并非不能用，有些事情还是可以用他来做做的，比如让他管资料室，这本身就是他的老本行，他自然是可以胜任的。果然姜树柱做得尽心尽责，没有一点含糊，对梁文的笑容也更加持久灿烂，一副感恩戴德的样子。梁文心里高兴，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他。他一高兴就丢给了他一根更大的骨头，让他去管广告版。这一块直接和钱挂钩，操作弹性很大，油水又足，梁文看好姜树柱的刻板和认真，心想让他去做兴许比让别人去做还可靠一些，至少他不敢太胡来，也不敢做得太走样。而且姜树柱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爱占小便宜，不是那种真正一门心思秉公办事的榆木疙瘩，因此梁文也不必担心他不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