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树柱果然进入角色很快，干得十分投入起劲，报社和客户两头弄得都还不错，自己的油水也没少捞。总算他还是个有心的，记得这是总编辑一手为他安排的美差。他吃水不忘挖井人，咬着牙花了一千零八十八元买了一个电动多功能保健洗脚盆送给梁文。梁文同样是咬着牙收下的。他从来对号称“多功能”和“保健”一类的东西毫无兴趣，认为是不法商家想出花招欺骗消费者。对姜树柱会想到买个洗脚盆送给自己，他心中暗笑他真是没品位。他转手把这个姜树柱自己都不舍得享受的现代化洗脚盆赠送给了老岳父，不过他对姜树柱知道送礼给自己还是蛮高兴的，至少表明他有这份心，也表明这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总算开窍了。

表现好就要加以鼓励，没多久梁文把培训工作也交给了他。

培训这一块是在梁文手上发展起来的，也是他的“新点子”和“新思路”中的重要一项，而且是报社“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报社最好的创收项目之一。从前徐达当总编辑的时候对培训很不重视，或者说他并没有能够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培训，他把“培训”仅仅看作是给本报社的编辑记者进行业务辅导。梁文到任之后，把这一块直接面向了社会，招收的是各地方报刊的采编人员，当然非采编人员同样也来者不拒，只要交得起高额的培训费就行。梁文很好地利用了报社的品牌，在招来众多学员的同时，也请来了不少名气大、人气旺的各路专家做讲座，作为回报或者说互利，报纸上又专门辟出大块版面给这些专家们做专版，一时间培训班搞得红红火火名声在外，报纸也拿到了许多不容易拿到的独家专访，出现了梁文预期之中的“双赢”局面。

梁文启发姜树柱多动脑筋，多想办法，也鼓励他放开手脚，有时甚至亲自替他出谋划策。梁文提出要把公费和自费两个群体都抓在手里，为了能够做到这条，他提出对培训这一块实行人性化管理，他的这个“人性化管理”说穿了就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收费标准。比如针对经济状况不同的地区和个人，将培训收费分出若干档次，相对应的只是减少一些课时，别的并无影响；对报名人数超过十五人还有团体优惠价；对情况特殊的学员还可以给予特批优惠价等等，当然折扣能给多少必须由主管领导来决定，具体一点说就是由姜树柱来决定，或者是姜树柱通过他之后决定。

培训刚开始办的时候是梁文抓总，李明亮和金候高协助，后来李明亮回家了，金候高靠边了，梁文直接把大权交给了姜树柱，让他当了一个现成的摘桃派。李明亮是眼不见为净，金候高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薛恩义也一样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的恨里面还有一层的醋意。这两个人对姜树柱忽然就冷淡了，再有好事也不叫上他了。姜树柱正热心热肺跟着梁文大干，对两位同仁的翻脸竟然浑然不觉。他现在不用靠他们也能混得有模有样，甚至混得比他们还像样。他接管了广告、培训这些事情之后不知不觉就成了一个大忙人，每天早晨手机一开就有电话打进来，饭局满得中午晚上都用上都排不过来，走哪儿都有人热情地招呼，渐渐也混成了一个要人。因此金薛二位对他好也好、坏也好他都不大在乎，也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广告和培训这两块都是非常来钱的，除了工资和奖金，那些提成和说不得的钱姜树柱一个月随随便便就能拿到五位数。第一次拿到那么多的钱他心口咚咚乱跳，手脚都软了，好像拿的是赃款一样。拿的次数多了，他也就心安理得起来，不管数目多大，都能正视为自己的劳动所得。饮水思源，他不敢忘记大恩人梁文。某一天他在信封里装了一万块钱，准备悄悄送给他。

姜树柱借着汇报工作走进梁文办公室，因为心里有鬼，他面带羞涩。梁文看他一眼便猜出了他的来意，故作矜持地请他在离办公桌很远的沙发上坐。姜树柱坐下之后又站起来，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他像是下定决心一般走到梁文面前，颤抖着手指从手提包里拿出信封想递给他。梁文手里捧着一杯热茶，一点没有伸手去接的意思。姜树柱僵在那里，进退两难。梁文瞄一眼信封，知道里面的钱不会吓着自己，故意继续跟他谈工作，不给他台阶下。最后姜树柱终于趁梁文喝水的当口笨手拙脚地把信封放在了他宽大的办公桌上，生怕他拒绝，还唠唠叨叨地说了不少的话。梁文也没听清楚他嘟囔的是些什么，嘴角挂着似有若无的微笑，居高临下地望着这位没有经验的贿赂者，看他那副吭吭哧哧的吃力样子，觉得又可笑又难受。

梁文有意提高了一点声音说：“你这是干什么？这可不行的！”

姜树柱吓得一哆嗦，细看梁文声音虽高却没有一点的怒色，这才唯唯诺诺地低着头笑着说：“我知道，我知道，您做了那么多，您比谁都辛苦！”

梁文呵呵笑着，打着官腔说：“我做什么了嘛？我什么也没做啊！我是一把手，报社任何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分内的。”

姜树柱讨好地说：“话是这么说，可是——”

梁文打断他：“你去打听打听，任何额外的钱我从来都是不拿的。”

姜树柱赶紧说对对对，一边退回去坐下，一边奉承道：“不用打听，我全知道，您是我们报社最廉洁奉公的一个人，我们为有您这样的总编辑骄傲，没有人比您更一心扑在事业上的了！”

梁文差点扑哧笑出来。他瞥了一眼姜树柱那张天生木讷的脸，看他一副特别真挚的表情，心里暗笑自己把这样一块老木头也栽培成了一个巧舌如簧的人，简直和逼良为娼有一拼了。于是他似笑非笑地咬着嘴唇，没再说什么，也没再继续为难他。

姜树柱自从给梁文塞过那个信封之后自己就把自己当作了他的人，他只差没有绕世地去说他和梁文有那样一种特殊的关系了。他对梁文更加千依百顺，梁文怎么说他怎么听，梁文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绝无二话。姜树柱相信外国人说的“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既然梁文从他手上接下了钱，而且明摆着是一份黑钱，说得好听点是灰色收入，这表明他俩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也就不必再担心梁文会施计害他。因为现在他害他就等于是害自己，他相信梁文绝对不会那么傻。

当然姜树柱也清楚如果当真算计起来就是再给他配八颗脑袋也不顶用，无论如何他也是算计不过梁文的，因此他得了好处从来不忘记向他表心意，梁文每回都欣然笑纳。笑纳的次数多了，他的脸上也会云开日出一般露出真挚的笑容。

姜树柱得意自己窝囊了几十年竟然有了今天，真是像歌里唱的“野玫瑰也有春天”！他由衷地感激梁文对他的重用，人前人后只要说到梁文，他的一张无比沧桑的脸上总是绽放出最灿烂的笑容，深深浅浅的皱纹一条一条舒展开来。这种时候他总是满口赞誉之词，原来的笨嘴拙舌劲儿一点也没有了，一张嘴就滔滔不绝，谁听了都觉得肉麻，连梁文自己听了都很不好意思。

梁文对他是又好笑又好气。他知道姜树柱智商不高，但也没想到他会低到这种程度，竟然当真相信他真的是器重和看好他的。对于姜树柱义无反顾地贴上来，他心中冷笑之外也欣然接受。他除了拿住老姜这绝对的一票，也拿他做一个降低用人门槛的标示，以此让大家看到他连姜树柱这么平庸的人都大胆启用，别的人自然不在话下。

梁文自认为更为高明的是他在给姜树柱便宜占的同时也抓住了他的把柄——不说他利用工作之便贪了多少不义之财，仅仅就是贿赂领导这一条如果追究起来他就担当不起。哪天如果要让他腾位子自然是易如反掌的事。

梁文收放自如地处理着日常事务，不动声色地把几位副总编一一摆平和收服。大家看在眼里，只有叹服的份儿，也都知道了在这位年轻有为的总编辑手下该如何小心用意，谨慎做人。

梁文与部下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是他一到报社就定下的基本调子。大家也都习惯了他的冷漠，相反，看到他笑容可掬反倒会心里打鼓，害怕有麻烦找上门来。整个报社梁文只对一个人亲厚，有事没事都去找他，常常和他相谈甚欢——此人就是总编室主任方文心。

谁也不知道梁文为什么会对方文心格外垂青，但他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梁文极少有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如果说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征求一个人的意见，那这个人无疑会是方文心。梁文对方文心很放手，也很信得过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喜欢交给他办，有的甚至超出了总编室主任的职权范围，分明是属于别的部门管辖的。方文心尽管身上有点书生气，但骨子里也并不是一个拘泥的人。面对总编辑的信任，他很放得开手脚，也不怕得罪人。只要是梁文交代他做的，他一点也不瞻前顾后，相反他大刀阔斧，勇往直前，不会去管是谁的责任田，也不怕别人会怎么说，该出手就出手，不该出手也出手。他紧跟梁文，一副很豁得出去的样子。

方文心认为自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上一轮提副总编没他的戏，让他心里郁闷了好一阵子。尤其是最后提起来的是姜树柱，他觉得简直就是在羞辱他。他心里恨通了徐达和李明亮，认为这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存心在耍他。如今这两个人都已经谢幕退场，他认为是苍天有眼。正因为他对上一茬领导心怀不满，梁文一来他立刻精神焕发，工作起来比任何时候都积极主动。而且经过了这个起落，他也完全明白了想当官光靠埋头拉车是不行的，认路比拉车重要得多。事后他琢磨徐达他们宁可提姜树柱也不提他其实是相当合理的，因为他们吃准了姜树柱比他听话，比他好弄，比他更容易成为他们自己的人。当然最主要的是他们都是有阴暗心理的人，看不得一个能力和潜质都不错的人好上加好，宁可扶持一个方方面面都比他们差很多的人，这样他们不至于受到威胁，也不至于一不小心养虎遗患。

而梁文最看重的恰恰是方文心在徐达手上没有如愿当上副总编，他认为这样的人因为心中憋着一口恶气对新领导来说是最好用的。而且这样的人上进心强，总想打个漂亮的翻身仗，不会放过眼前的机会，给他一点甜头就会唯命是从。梁文看出方文心这个人本性不错，不是大奸大恶阴险狡猾之人，甚至连小奸小滑也说不上，顶多就是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对这样的人梁文是完全可以接受和包容的，他认为只要不是弱智谁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如果一个人真是大公无私到一点不为自己着想，或者说连自己都不顾了，那也实在是相当可怕的。这种人不是大愚就是大智，而这两点在他看来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同样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忘我，这样的人啥都豁得出去，啥都不计较，其实是最不好弄的。对人的取舍梁文有自己的尺度，他的尺度不是具体的标准，而恰恰是没有什么具体的标准。他看人凭的是感觉，或者干脆说是直觉。他相信一个人不管隐藏得有多深，一言一笑举手投足肯定会带出许多明显的和潜在的信息，狐狸的尾巴藏是藏不住的。这方面他也尤为自信，确信自己具有某种超凡的能力，看人相当地准，而且许多年来从来没有过失误。而方文心恰好是他标准中优缺点兼备的人，也正好对他的心意。

方文心得到梁文的青睐心头自然十分快意，他想自己好在没像沈旭东那样赌气走掉，否则也不会有今天的时来运转。沈旭东走那会儿他情绪波动很大，当时他也真想一走了之，但是仔细权衡，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活动能力和在外面混的能耐都远不如他，自己又没有什么过得硬的社会关系，要到外面去找个好位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只是平级调动，那意思也实在不大，而且出去之后要面对新环境，适应新领导，未必就比现在好。既然如此，不如原地不动。他分析局势，报社里的能人都走得差不多了，自己无疑离心中的目标越来越近了。他想自己这么耗下去说不定也能等着那个位子。

梁文上任之后用的是徐达的旧班底，他没带一个人过来，也没提一个人，原来空着的一个副总编的位子也仍然空着，也许他是故意让有意者去竞争。随后常务副总编李明亮病休，虽然他的位子并没有空出来，但是他人一走领导层的力量明显薄弱了，连值班发稿人手都不大安排得开了，这对方文心来说也是重大的利好消息。有好几次他被梁文点名临时找去值班，代替副总编签发稿件。他在荣耀和快慰之外觉得这是一个信号，表明领导认可他的业务能力，或者说至少在业务方面他是达到副总编的水准的。当然在他看来副总编的业务水平还未必如他。

方文心忍不住沾沾自喜，毕竟报社没有第二个人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他有一种胜券在握的得意，放眼望去觉得报社里再找不出一个和自己旗鼓相当的竞争者。他的腰板挺得更直了，说话的声音也更洪亮了。他忘记了当年沈旭东的教训，情不自禁地进入到了副总编的角色之中。有几个头脑灵活的人马上把他当成了黑马，围着他转起来，争先恐后地对他说你早就该当副总编了，不提谁这回也该提你了，绝对是非你莫属了，等等等等。方文心那颗曾经激动之后又冷却下去的心不由再一次怦怦怦地热切地跳动起来。

有一天他和几个同事一起在外面吃饭，多喝了两杯，他脑子一热说：“我倒要看着，这回有谁能越过我们提到前面去！”

酒桌上顿时一片奉承之声，一桌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对他说：“除了你没有人配当这个副总编了！”

酒醒之后他为自己酒后失言万分后悔。

这句话很快传遍了报社，当然也传到了梁文的耳朵里。

梁文听了，阴阴地冷笑。他很想让这个呆子的美梦即刻破碎，转而一想实在犯不上跟他一般见识。梁文凡事都有自己的通盘考虑，他知道报社的人此时都在等着看戏，他自然不会让他们轻易地如愿，而且他也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展示自己的机会。他要让大家看看自己不仅有韬略，而且有胸怀。他深谙“小不忍则乱大谋”，权衡利弊之后他认为这个时候提方文心比不提他更好，因此他决定让这个傻小子好梦成真。

在很短的时间里方文心成了部务会成员，正式跨入到报社领导的行列。梁文认为眼下业务这一块正是报社最薄弱的地方，而现任的副总编严格说在这上面都不是强手，所以提一个业务能力强一点的人是很有必要的。他需要有这样一个帮手，他不能成天把自己拴在版面上，拿自己来堵这个窟窿。虽然用方文心是将就了一点，但比另起炉灶弄起一个新人来毕竟还是要省心省力。而且提方文心还有一个好的地方，他以前就曾经是内部考虑过的副总编人选，提他对方方面面来说都比较好接受。梁文挤走李明亮下面就有一些议论，也正好借任用方文心来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

梁文有意省掉了公示这道重要程序，直接宣布了任命。他的确也担心有人出来提意见公示有可能通不过，不过他倒并不是很在乎方文心提拔再度受阻，只是不愿意自己提议的事情让人说三道四，更不愿意看到自己定下的盘子让人推翻。他故意不走正当程序还有他匠心独到的考虑：第一是让方文心上得不那么“合法”，让他一上来就有负面舆论，无形中给他树一些敌人，给他即将开展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压力；第二是让大家都感觉到方文心是他的人，以此让方文心没有二心。

说到底，梁文算是捏着鼻子提了方文心。他对领导班子的配备有自己周密的考虑，他希望三两年以后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换血。本来他是下决心把比自己年纪大以及和自己年纪相仿的这一茬人彻底牺牲掉的，他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实施干部年轻化。他想用的是比自己小三到五岁的那批人，他们正是三十上下，精力充沛，又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不过他也觉得这批人目前还是稍嫌嫩了点儿，尤其是出众的人多少有点轻狂自负，他觉得还应该让他们在现实中多碰几回壁，多遭受些打击和磨砺，更加成熟一些再说。他不能让他们年纪轻轻就一路绿灯顺顺利利地上来，那样太便宜他们了，对他们的成长也不利，他们会更加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他提他们是要用他们干活，用他们创造业绩，当然也要他们服他，因此他不会草率从事。

同样对方文心他也没有让他一步到位当上副总编，在他进入部务会之后就搁下了，实际上等于只是让他向副总编的位子靠近了一步。就这样梁文还是觉得这件事情上他占的便宜太大了，所以在让他正式坐上副总编位子的这个时间上还要拖一拖。在梁文看来无论是按自己的心意还是按自己的标准，方文心都是不够格当副总编的。他有这么个可能完全是插了报社没人这么个空档。

可是方文心却并没有表现出感恩戴德。不知是因为这个红红的大苹果在眼前悬挂得时间太久让他麻木了，还是他觉得这个位子非自己莫属，竟然对此很不以为然。梁文一直在等着他来感谢自己，以便和他作一次深入全面的交谈，把官场的一套点拨他，让他开窍。可是每次方文心找他只说手头上的事情，多一句话也没有，而且丝毫没有和他接近的意思，相反倒像是男女恋情萌动之初要避嫌一样故意疏远他。梁文心里实在恼火，他还没见过这么迂腐不懂事的人！梁文本身就是个骄傲的人，当然不可能放下身段去对方文心循循善诱，只好随他去。

梁文心中叹息：方文心书读得不少，学问不错，才华不错，业务能力也不错，但只适合做具体的事情。他不懂官场语言，不谙人情世故，这是他最大的缺陷。就此一条，决定了他和自己永远不会成为一条道上的人。

安排完了方文心，梁文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办公室主任老马。

老马是报社最早表现出对他关心的人，也是报社最早替他做事的人，正因为看在他有这个心的分上梁文才一直忍耐着没有动他。要说他做的事情，梁文可是一件也看不上。

梁文最难以忍受的就是老马替他装修的办公室。他看了第一眼心里就有一百个不满意，他认为这个办公室装得要格调没格调，要品位没品位，反正是没有一处合他的意。无论是装修材料还是装修风格都土得掉渣，外面有那么多新颖的材料在这里一点也看不到，满屋都是陈旧和粗劣的东西。墙刷得灰不灰绿不绿，地板是那种怎么擦也擦不出来的屎黄色，家具是散发着浓厚的胶水味儿走近了辣眼睛的复合材料制品，造型不美观不说，做工粗糙，一看就是廉价货。尤其是办公桌椅，个儿大得离谱，横一排竖一排还带拐弯儿，样子十分夸张，还有一些累累赘赘莫名其妙的贴面和装饰，更是俗气无比。梁文觉得自己往那儿一坐简直就像是刚发了一点小财的乡镇企业老板，实在是一点感觉也没有。

其实老马真不是存心要让年轻的总编辑不高兴，相反他巴心巴肺地想讨他的喜欢。为了买这些东西，他转遍了城里城外的家具市场，最后选中的这套办公桌椅的确是因为看中它们既气派又实用而且还不贵。老马还真不是单单想着替报社省钱，讨好领导他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这个账他还是算得清楚的，买东西花的是公家的钱，领导满意落着了好可是自己的。为梁文办事他是不惜代价的，只不过他从来没有机会为这个年龄层的领导服过务，不了解他们的口味和讲究。他以为桌子就是桌子，椅子就是椅子，能用就可以了，顶多就是挑一挑样子，看看有没有毛病，对品牌他是一窍不通，脑子里也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在他看来“牌子”压根儿就是蒙人的，为“牌子”多花一块钱他都会觉得吃亏上当。所以也就决定了他办出来的事情没法让梁文满意。

梁文也清楚老马这么做事并不是有意要让他不痛快，他就是人蠢事难成。可是别的还好将就，自己办公室将就起来实在太难受了。梁文上班只要一迈进办公室心里就很不爽，就像出门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有时他在办公室里坐着，心里便无名火起。他后悔当初太相信这边的办事能力了，自己都没有过来看一眼。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办公室竟然会装修得这么没水准。而且他居然还在老马的脸上看到了邀功请好的表情，他只差没有气晕过去。

没过多久椅子就开始出毛病。首先是转轮掉下了一个，梁文打电话给老马，让找人来修。因为还没过保修期，老马一个电话打过去，厂家马上就上门来了。修好没几天，又一个转轮掉了下来。梁文打电话叫来老马，只对他说了一句“这椅子又出毛病了”，就不再和他说话，转过身去和刚走进来的方文心谈起了稿子。上次厂家来修转轮的时候老马在旁边看了，觉得不算太难，他出去找了两件工具，鼓捣一番，就装上了。推一推还算结实，至少一时半会不会有事。他对梁文说回头再让厂家来好好修理，梁文不置可否，装得就像没听见。

老马回到办公室，回味着刚才的一幕，心头很郁闷。他明显地感到了梁文的不满和冷淡，觉得自己好心没好报，马屁拍到了马脚上。他想自己替他装修办公室不说功劳也有苦劳，为了讨他一个好也是费了不少的周折，先是打通李明亮这个关节，又软磨硬泡逼着资料室搬了家，为了抢工期又跟装修公司不知说了多少好话，赔了多少笑脸，每天还没日没夜地盯着，生怕装修工人偷工减料做得不到位，可是直到把一个装修得新崭崭的办公室交到他手里他竟然连句表扬或者感谢的话都没有说。这些也就不说了，现在不过是椅子的轮子坏了两个，就这么给自己脸色看，而且还当着方文心那小子让自己没面子，老马想想挺心寒。他看方文心也是越来越不顺眼，觉得他狗仗人势，拿着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跟在梁文后面牛逼哄哄的，故意压他一头，因此他也越加地气恼。

晚上回到家老马给自己斟上一杯二锅头，三四两酒灌下肚，心情才慢慢平展开来。他想自己跟梁文也好跟方文心也好根本就不是一茬人，论年纪自己是他们的长辈，他们是自己的晚辈，大人不记小人过，自己没必要跟他们一般见识，更没必要跟他们去比什么拼什么。自己都五十八了，退休就是一二年的工夫，自己也该看开了，能平平安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挺好了，毕竟还有那么些人下岗呢！何况挣得也不算少，一个月混下来好赖都有五六千块钱，赶上奖金多的时候还远远不止这个数。这么一想他的气就顺了，心里也没有什么不愉快了。

第二天他去上班已经把头天的不开心统统忘光了。可他忘了并不等于别人也忘了。他到班上不久薛恩义就打电话叫他过去。

老马颠颠地跑去，薛恩义开门见山地问他：“你怎么给梁总买伪劣产品啊？”

老马顿时蒙了，反问他：“我什么时候给梁总买伪劣产品啦？”

薛恩义皱着眉头说：“梁总说他的椅子坏了不止一次了，他来才多久啊？这还不是伪劣产品啊？”

老马一脸委屈地辩解说：“我也没拿一分钱的回扣啊！”

薛恩义便换了体己的语气开导老马说：“老马啊，咱们共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换别人我就不说了。梁总年纪轻，他们年轻人可不像咱们老同志这样讲究艰苦朴素，他们讲美观，讲档次，你跟不上形势是不行的。其实你不懂也没关系，说老实话我也一样不大懂。我不是跟你说过，不管替梁总买什么东西你都事先去问他一声，别让他觉着咱们小气，在他身上都舍不得花钱。——你不想想这一摊都是人家的，你省钱又何苦呢？再说这钱省下来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这样的顺水人情你干吗不给他好好做呢？”

老马起初心里很别扭，觉得薛恩义怎么也来挑理，存心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但是听他说了几个“咱们”，心里就顺溜多了。琢磨琢磨他说的也有道理，也的确是为了自己好，便点头道：“好吧，我记住你说的了，你放心，我会尽量把事情办好的。”

从薛恩义办公室出来，他噔噔噔跑到梁文办公室，请示他想换一把什么样的椅子。梁文一脸纯真的微笑，连连摆手说：“不用换，昨天你不是已经给我修好了吗？”

老马反倒有些尴尬，他非常实诚地说：“我担心过两天它还得坏，还是换一把新的踏实。”

梁文十分诚恳地说：“这把椅子挺好的呀，你看它多结实，哪里这么容易就坏了？不用换不用换！”

老马还是坚持说：“换一把新的吧，您想要什么品牌什么样子您告诉我，我马上就去买。”

梁文态度坚决地说：“真的不用换，好好的椅子换它干什么？”

老马不知道该怎么劝说总编辑，是坚持换还是听他的就不换了，心里拿不定主意，人就木在了那儿。站了片刻，实在找不到话说，便讪讪地退了出去。

过了两三天，梁文和薛恩义说别的事情提到老马，他就像是随口提起一样：“我考虑让老马动一动，不过还没太想好。”

薛恩义马上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

梁文看他恭敬地静听下文，于是又多说了几句。他说：“老马岁数大了，在办公室工作我看不太适合。办公室这摊事弹性很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多做事情就多，少做事情就少，只是做得好跟做得不好差别相当大。就像开饭店，有星的和没星的就大不一样，星少的和星多的也不一样。古人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看办公室这块就是‘粮草’，应该是为主战场服务的，但以前根本没这个意识，都以为办公室就是打杂的，一点也不重视服务的质量。我考虑很久了，觉得办公室这一块还是应该用年轻人来干。年轻人精力好，观念新，有创意，我相信能做出新意来。而且最好是公开招聘，让有能力同时也有兴趣的人来做，真正把这一块搞好、搞活，让大家都感到舒舒服服的！”

薛恩义听了立刻击掌赞道：“您的想法太好了！这样就能让办公室真正起到它该起的作用了。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

梁文脸上有了笑意，问他说：“不过，你看这个老马怎么办呢？”

薛恩义心想这么一来老马明摆着就要遭殃了。从心里说他还是很同情老马的，毕竟从报社成立那天起他就在办公室工作，从一个办事员一直干到办公室主任也是付出了不少辛苦的，而且也的确替大家做过不少事情，操过不少心。况且老马也是报社的元老，再过两年就要到点退休了，按照惯例要是没犯错误一般就不动了。当然薛恩义也知道这样占着位子对工作是不利的，但他和老马是多年的同事，而且也是多年的上下级关系，从老马的角度想想他还是觉得他挺委屈的。

他沉默了片刻问梁文：“您打算让他去哪里？”问完之后立刻就后悔了，觉得自己不该多嘴，赶紧收住了话头。

好在梁文似乎并不介意。他不怎么当回事地说：“让他去发行那边吧。”

薛恩义问他：“那怎么安排呢？”

梁文说：“保留正处待遇吧。”

薛恩义认为这一来老马是被贬了，不过总算还保留了一个正处待遇。他将心比心，觉得老马肯定难以接受。在这边他毕竟是个主任，到那边虽说有正处待遇，但实际上也就是普通一兵。老话说“落了帔的凤凰不如鸡”，发行那边的一把手大马是个谁都不放在眼里的浑人，仗着舅舅是个大官趾高气扬，每天不分早晚喝得醉醺醺的，脾气比暴竹还暴，一点都炸，在班上见鸡骂鸡，见狗骂狗，下面意见极大，但却是敢怒而不敢言，估计老马到了那边也不会有顺心的日子过。薛恩义知道老马这个人表面看起来随和好说话，实际上也并不是一个随方就圆的人，有时候也很强硬，尤其是犯起轴来也是一条道走到黑的。薛恩义觉得梁文这么处理不太好，不过他想这根本就不关自己的事，马上点头说好，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梁文转天就宣布了这个决定。

果然老马对这个安排极为不满，他怒气冲冲地跑去找薛恩义。他嘭地推门而入，一屁股坐在沙发里，自己给自己点上一支烟，一声不吭地闷头吸起来。

薛恩义坐在办公桌后面没动，他远远地望着老马，心里十分同情他，脑子里却在飞快地考虑着怎么对付他。

老马狠狠地把烟头扔到地下，用鞋底辗灭，愤愤地说：“你倒是说说，这不分明就是整人吗？我知道我这个人没能耐，文化不高，嘴也不甜，不像有些人那样会巴结领导，会说好听的，会摇尾巴，但是我可以拍着胸脯说我对工作是认真负责的。我做了半辈子的办公室工作，没有功劳多少还有苦劳吧？我也不是在这里摆老资格，从报社成立那天起我就在这里了，这么多年换了几茬领导也没人挑过我什么大毛病，怎么到他手里就过不去了？要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你们向我指出来，我知错必改，这总可以吧？不能跟我这么玩阴的！你们不明不白把我给停了，你们等于把我连根拔了呀！你是我的主管领导，我还是要找你把话说清楚。我这个人做事凭良心，我不敢也这样要求你们这些当领导的，不过你们至少也应该把事情做得大面上过得去吧？报社也不是就我们三两个人，还有好多双眼睛瞧着呢，我想你们做领导的不会一点影响都不考虑吧？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你们别跟我说发行那边有多好多好，那边再好我也不去，我不懂发行，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想再从头学起。如果你们要想免掉我这个办公室主任随你们的便，反正我就在这儿扎下去了，哪儿也不去！”

薛恩义看他一张脸气得乌紫，情绪激动，真怕他突发心脏病。他赔着笑脸打着哈哈劝他说：“老马你先平静一下，你的工作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你的确是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你在办公室期间为大家办了许多的实事，许多的好事，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并没有人说你做错了什么，至少我没有听见过。据我所知，让你去发行部就是正常的工作调动，这是根据工作需要作出的安排。”

老马毫不客气地打断他说：“你用不着跟我说这些好听的，我活这么大年岁，不说吃了多少盐至少也吃了多少米，不说过了多少桥至少也过了多少路，你们那一套我见多了，话拣好听的说，事往阴损里做，我知道你们是嫌我挡道碍事了，明说不就完了？蒙别人千万别来蒙我，你就别在这里跟我胡扯什么‘工作需要’了！”

薛恩义听他这么说，脸上有点挂不住，但还是不痛不痒地劝他说：“你不要想得太多了，谁说你挡道碍事啦？没有一个人这么说嘛！你听我一句话，发行和办公室是一样的，都是报社工作的一部分，在哪儿都是为人民服务，我想这你也是清楚的。”

老马冷笑道：“你说得一点儿没有错，的确在哪儿都是为人民服务，不过对我来说不一样。我在这儿是当头的，到那边我连个屁也不是——换你这能是一样的吗？”

薛恩义无言以对。他其实一直是同情老马的，但老马这么直言不讳地说出来，他听了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他想这老马真他妈是一个粗人，白在报社这样的文化单位里泡了这么多年，还这么没文化，话出来一点拐弯都没有，自己好心好意劝他，他还不识好歹！薛恩义知道跟他来软的不行，话锋一转说：“不管你有什么想法，老马，既然组织已经做出决定了，你就服从组织安排吧！”

老马一听薛恩义这口气，一句话没有，站起身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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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薛恩义办公室他进了金候高的办公室。令他极其失望的是金候高说话的调子和薛恩义简直一模一样，就像事先串通好的。他一生气跑去找姜树柱。

姜树柱是个凡事不做主而且极少正面表态的人，报社的人背后给他起个外号叫“泥菩萨”。老马心里清楚他肯定也不会替自己作这个主，肯定也不会替自己出这个头，要靠他来替自己翻盘恐怕比登天还难。可就是这么一线微弱的希望他也不想放弃，他指望姜树柱至少能替自己说两句公道话。

姜树柱见老马来找他，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给他递烟，又给他倒茶，然后坐下来作认真倾听状。在老马诉说的过程中，他一直频频点头，让老马觉得他是完全站在自己这边的。等老马说完，姜树柱开口慢吞吞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的话与薛恩义和金候高说的如出一辙，连措辞都几乎一样，只是他说话的口气更绵软，语调更温和。

老马彻底灰了心。

他回到自己办公室，大发雷霆。他拍着桌子吼道：“我他妈就不信这个邪，我偏不去发行那边上班，看能把我怎么样！”

老马这通火一发，这件事就这么放下了。

一个星期风平浪静地过去了。

一个月也风平浪静地过去了。

老马以为自己终于取得了胜利，绷着的劲儿慢慢松了下来。

老马的劲儿一松，梁文就上劲儿了。

梁文有了新主意。他提出把办公室副主任的位子拿出来竞聘，只要有工作热情，有创新意识，不论资历，不论经验，不论年龄，不论性别，谁在竞争中取胜都可以上，以此来真正体现一次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竞聘的结果是小灵和小丽同时当选。她们一个二十五岁，一个二十六岁，进报社都不到三年时间，职称同样是助理记者。两个女孩同样是伶俐乖巧，能说会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们都长得姣如春花，媚如秋月。报社的人对此议论纷纷，都说领导同志是以色取人，色字当头，而且把这场公开竞聘定名为“选秀”。

梁文听到了这些话也就是一笑而已。作为评委他认为小灵和小丽在竞聘中表现得旗鼓相当，他一个也不舍得去掉，因此办公室副主任一下子提了两个。

小灵和小丽成了报社最年轻的副处级领导。自从她们俩到了办公室，这里一下子成了报社最亮眼的地方，每天门一开就人来人往的，比从前热闹了许多。

老马仍然是办公室主任，他自己也仍然端着办公室主任的架子。每天小灵和小丽一上班就先给他泡一杯热茶，替他把办公桌擦得干干净净，把他当个爷供着，但就是没有一件事情去问他。不管懂不懂，是真懂还是假懂，她们遇事都自己做主。老马捧着热茶端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她们出错，有时候有点于心不忍，指点她们一下，她们倒也十分虚心，他怎么说她们就怎么改。他要是懒得开口，她们也就将错就错。老马上了几十年的班，还从来没有这么清闲过，也从来没有这么不自在过。他眼看着两个小丫头把他架空，可他还不能跟她们急，因为他知道这也不是她们想要这样的，她们这么做是因为端的是人家的饭碗，得听人家的话，何况她们还是孩子！老马本性善良，他想想自己，想想她们，觉得谁都不容易。再说小灵和小丽两个都是小脸粉嫩，笑容甜美，看着就赏心悦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老马自然也不例外。他跟她们相处日久，看她们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越看越爱，越看越疼，实在硬不起心肠来为难她们，就是想对她们放下脸来耍耍威风也很难做到，更不好意思给她们下绊子来狠的。他甚至想如果她们真的是来给自己当副手的，那自己恐怕睡着了都要笑醒了。

可是现在他根本就笑不出来。因为明摆着她们是来取代他的。从前忙的时候他喜欢叫苦，现在一点事情没有他的，他才知道什么才是苦。他心里又苦又涩，可他没处说去，而且他知道说了也没有用。他每天还是到点儿上班到点儿下班，自己都不知道一天一天是怎么混下来的。晚上回到家他总是自己给自己来一瓶小二，借酒浇愁。

两三个月就这样过去了。

有一天临下班前梁文来到办公室，他笑眯眯地告诉老马发行那边已经替他把办公桌安排好了，什么时候过去让他自己挑日子。老马一听，差一点突发脑溢血。他以为事情早过去了，没想到梁文在这儿等着他呢！老马心里也清楚这就是最后通牒，自己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他心里就是不服这个气。他恨恨地想：这个狗日的事情做得真他妈的绝！他黑着脸，一句话没有，既不说去，也不说不去，把梁文晾在一边。

梁文却没有一点跟他一般见识的意思。他不急不恼，从容不迫风度极好地侧过脸去朝小灵和小丽微微一笑，脸上带着那种凡事皆可容忍的平静，慢慢走近老马，就像对待家里脾气不好脑子又拐不过弯儿来的长辈那样半哄半劝地对他说：“你过去也就是替我盯着点儿，他们都有定额，对你没有这个要求。你是报社的老同志，而且你还不是一般的老同志，你是报社的元老，是老领导，老党员，就像一个家里的长者，你过去坐镇我心里会比较踏实。”

听梁文这样说，老马心头呼地一热，脸上的霜冻也顷刻融化了。他没想到总编辑会对自己这样低声下气，这说明自己在他心目中还是有位置的，也说明他不是把自己当破鞋扔出去的。尤其是梁文的这番话又是当着那两个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小丫头说的，他更觉得自己的脸上大大地有光。对他来说这是拨开云雾见太阳，这么些日子以来他第一次有了扬眉吐气的一刻。

老马轴归轴，但并不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死心眼儿。既然总编辑给了这么一个台阶儿，他想自己还等什么呢？再等后面也没有了。于是他赶紧顺坡下驴，第二天一大清早就到发行那边上班去了。

这么难弄的一个单位，又是人心涣散士气低落的时候，梁文却一点一点把这个烂摊子收拾起来，让它一天一天有了新的气象。可是报社的人还是对他不很服气，明里暗里常拿他和徐达相比，得出的结论是他许许多多的方面都不如他的前任。尤其是那些年纪大些的人普遍倾向徐达，他们认为徐达宽厚、平和、能容得下人，这些梁文不具备；徐达处事圆通练达，处理问题有条不紊，一眼能看到问题的根本，而且凡事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想，与人为善给人方便，也是梁文比不上的。就是单从业务上说，徐达极有新闻敏感，而且写得一手锦绣文章，这也是梁文所不能比的。他们认为梁文处理问题果断却不免意气用事，办事干练却不免简单草率。他们在背后说的最狠的一句话是：“他根本不懂报纸！”潜台词是说他外行领导内行。

梁文很快知道了老同志们对他的议论或者说是非议。在此之前其实他已经在他们的情绪中有所觉察。他经常看到他们晚饭之后从家属大院溜达到办公区，衣冠不整地在大草坪边上一边绕着圈子散步，一边交头接耳神情诡异地说着悄悄话，一看便是在交流和散布着败坏别人的消息和流言。梁文从他们身边经过总是不自觉地加快了步伐。他们看到他总是机警地收住话头，脸上飞快地堆起假笑。梁文觉得这帮人就像病菌一样可怕和可憎。从内心里说他比他们不喜欢他更加不喜欢他们，但他知道自己不能有所流露，更不能有任何地方得罪他们。他深知他们的心理，一方面自认为是老资格，别人敬重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凡事都想占上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也清楚自己是过气人物，惧怕彻底地退出历史舞台，对别人的忽视和冷淡极为敏感，有时甚至到了神经质的地步，而且往往嫉妒心空前高涨，最容易做出丧失理智和不顾颜面的事情。梁文清楚自己的年龄、所处的地位等等在某些时候的确是优势，而在某些时候不仅不是优势还是一个明显的弱点，很容易招致莫名其妙的敌意甚至是无端的攻击。他清楚自己对此防不胜防，因此也就更需要严加防备。他认为最好也是最可靠的办法就是防患于未然，要做到这一点，最好也是最可靠的办法是赢得老同志们的心。为此他动了不少脑筋，也刻意地做了不少的事情，试图博得他们的好感和认可。

梁文尽一切可能对老同志做得礼数周全。逢年过节他总是穿着西装带着鲜花礼品携同手下的几位副总编去看望离退休老干部，对久病住院的还专程到医院探望，对于在职的老同志他也尽可能地给予他们敬意和关怀。在他的提议下增加了离退休老干部的年终慰问金，在他们过生日的时候有专人给他们送去礼品和礼金，每年都为他们安排外出旅游度假，在职的员工发东西他们也人手一份，等等等等。对于那些即将步入退休行列的人他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笼络和安抚。比如同样是经他提议报社成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顾问团，所有的顾问年龄都在五十五岁以上，由全体人员投票从资深编辑记者当中选出，让他们对每期的重点选题进行论证和评论，每月他们可以凭自己的工作量拿到五百至一千元不等的顾问费。——顾问费虽然不高，但能当上顾问对不少老同志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和诱惑力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荣誉，意味着被重用和被承认，这让他们心情很好，干劲很足。当然对于那些想得明白和看得开的人来说这一招并不起什么作用。还有就是此举除了带来了一些好的效应问题也不是没有。报社五十五岁以上的人至少有三十几个，而顾问团的成员不过六七个人，即使再增加名额也不可能把三十几个人全都囊括进去。因此梁文只好修改游戏规则，实行每年改选一次，就这样仍然是难以摆平。他自己也知道弄这么个顾问团纯属是聋子的耳朵，可是为了自己能讨得一个好口碑他也只好搭了工夫陪那些闲人们玩儿。

但是就这样负面的评论和抱怨之声还是很多，尤其是那些没有进入顾问团的人意见特别大。他们在背后说梁文喜欢表面文章，做的都是样子活，心眼太多，不是个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人，等等等等。还有一些话就更加不好听了。梁文也意识到自己成立这么个顾问团的确有些顾此失彼，作为补救，他又提出报社所有老同志退休之后可以按照一定的条件返聘。他汲取了上一次的教训，特意把覆盖面弄得大些，把这个条件放宽到副处和副高以上，也就是说编辑记者差不多人人都有份。这一招果然颇得人心，那些被圈在里面的人即刻谀美之声一片。

梁文自己也很得意。他决定再做几件能深入人心和能起到标志性作用的事情，让大家都看得见，让大家有口皆碑。

不久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在老同志当中赢得了更多的声誉。

报社有一位既很突出又毫不起眼的编辑名叫施崇德，他是一个归国华侨，也是一个语言天才。他出生在菲律宾，从小随父母在印度、法国、澳门等地生活过，精通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还懂一点德语和意大利语。尽管他会多门语言，平常却寡言少语，很少主动跟别人说话。他不擅交往，既不和同事来往，也不和领导来往，如果有人主动接近他，他会显得局促不安。渐渐地同事都疏远了他，他基本上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

施崇德做了几十年的编辑工作，工作倒是勤勤恳恳认认真真，不过拿出来的稿件实在是太勉强了。有些本来还算不错的稿子经他编辑之后往往不是增色了，反而是逊色了，有的本来没有错误的，他竟然可以改出错误。所以直到退休他也没有评上副高职称。报社里这样的人寥寥无几，一般业务能力不太强的都趁早转行或者调走了，只有施崇德一直坚持了下来。他实在是太热爱这份事业了，说酷爱都不过分。据说评委们都非常同情他，很想拉他一把。可是一是他业务水平实在太差了，二是评委手上都有关系户需要照顾，人家都是托了关系送了礼的，名额有限，关照了他们也就关照不了他了。三是评委们也不能让他上了而没让比他更好的人上而砸了自己的牌子。因此十九个评委投票他一共只得着三票，比过投票总额三分之二还差得远呢。报社每到评职称前大家都要活动一番，请客、送礼、托关系，至少也要给评委们打打电话，施崇德一样也没有做。投票结果出来之后他也是反应平淡，甚至是毫无反应，还是一副木然淡定的样子，就好像职称与他并无关系。

而实际上评不上职称按照梁文推出的规定就无法返聘。和施崇德同时退休的还有四位同志，他们都有返聘资格，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梁文查了以往的记录，如果用这个规定去套，像施崇德这样不够返聘条件的就是在报社历史上也只有两例，算上他才是第三例。于是他大笔一挥，把施崇德的名字加进了返聘名单。

返聘不算是一件大事，但就这样一件不大的事情也同样有许多双眼睛盯着。在此之前返聘都是严格按规定执行的，还从来没有为谁破过例，因此施崇德破例返聘便招来了不少的议论。

梁文听到了这些议论，但他不置一词。

有一天，和施崇德一起退休又一同返聘的另一位老同志老王仗着自己跟梁文的父母是清华同学，下班之后踱进梁文办公室，拧着眉头做出百思不解状问他为什么要对施崇德搞特殊。梁文打开烟盒，先递了一支烟给叔叔辈的老王，微笑着反问他：“您认为不可以返聘他吗？”

老王吸一口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梁文淡淡一笑，他在老王边上的沙发上坐下来，轻轻地拍着他的膝盖对他解释说：“您知道老施也是当年‘打天下’的人。据我观察，他非常努力，非常敬业，也从来不做捣乱的事情。这样的一个人，用爱岗敬业刻苦努力来形容我看一点也不过分。可是他这一辈子在报社可以说什么好处和机会也没有得到，他没有当过一天的官，奖金他总是拿最末一等，就是每年的好稿他也是最少的。当然可以说这是他的能力所限，但是在我看来他并不是这个报社里水平最差的一个人，他只不过是最老实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本人是怎么想的，如果换了我，我会觉得很窝心的。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对谁抱怨过，也没有听他说过一句不满的话。一个人有自知之明是可贵的，一个人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更是难能可贵的，也算是达到了一种境界。说心里话，我是很佩服他的，我也很敬重他。按照规定我可以不反聘他，但我还是希望能最后给他一次机会。我承认我确实是利用了手中的职权，但我并没有做什么损害他人的事情，相反，我认为我是做了一件好事情。我让一个一辈子不得志的人有了一次找补的机会，我真心希望让他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差。再说，返聘他不会影响报社任何一个人，而对他来说晚年很可能因此而有了一个良好的心境，我希望这对他健康长寿有好处。”

老王没有听完就对梁文竖起了大拇指。他满怀激动，非常真诚地对这位侄儿辈的总编辑说：“您不必说了梁总，我代表全体老同志感谢您！”

梁文也作出谦逊的姿态说：“其实我没想到的和想得不周到的事情多得很，对于您我也关心不够，照顾不周，请您多多包涵。今后还要拜托您常给我提个醒儿，毕竟我年纪轻，经验少，有做得不妥当的地方请您多指点。我希望我们报社每一位同志在我这儿都能工作和生活得愉快。”

他的这番话在报社口耳相传，迅速地传开了，比会上传达的还要深入人心。报社的人——尤其是那些上了岁数的同志都对这位年轻的一把手刮目相看，晚饭后在报社院子里绕着草坪散步时也都一个劲儿地夸他好。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一个刚刚三十出头的人就知道替咱们着想，不简单呐，前途无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