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二月，皇帝赴北京，皇太孙随行，命皇太子监国，尚书蹇义、夏原吉辅之。

徐皇后的梓宫将要葬在天寿山营建好的陵寝之中，起行那一日，诸王并公主又一次聚集在了坤宁宫里，上一次一家人全数聚集在一起，是三年前徐皇后的大祥上，彼时大家已经不说话了，如今一家人似乎更加无话可说。

张昭华的目光从殿中每个人身上掠过，看着他们或悲或喜，尽皆露出惘然之色，不由得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在争权夺利之前，在没有生出不平的心之前，兄弟都是好好的，后来好不容易拼来了富贵，却不能和睦地共享。对如今紧锣密鼓夺嫡的高煦高燧，甚至永安永平，张昭华并不恨他们，她只是难以释怀。不管如何走到了这一步，走到这一步又是如何遗憾，她和高炽始终记得燕王府中言笑晏晏的时光，他们都愿意这样清楚地记得，然后百年之后这样遗憾却安心地去见他们最想见的亲人。

张昭华哭起来之后，殿中的哭声就止不住了，皇帝望向了他们，看到高燧甚至拖出来两行长长的鼻涕，还有一半被他吃进了嘴里而不自觉——他像是想起了潜邸的时光，青白浑浊的眼里，闪过了柔和和慈爱的光来。

张昭华已经许久没有从皇帝的眼中，看到这样丰沛的感情了，然而皇帝很快垂下了眼睑，叫太孙过来：“带你奶奶回家。”

“奶奶，”太孙捧着灵杖，很有气势地一挥：“回北平，回家喽——”

梓宫安厝去了昌平之后，高炽和张昭华都无精打采了一些日子，然而很快他们就不得不处理繁重的国事了，特别是一月前顾成率军平定了贵州思南田氏，土司主政贵州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就是改土归流的好时机。

皇帝走之前着重交代的也是这件事，贵州宣慰使被废，剩下的就是派遣流官统辖贵州地方政务了，贵州被分为了思州、思南等八府四州，在贵阳又设了承宣布政使司，高炽和蹇义夏原吉选定了若干官员前去，一步一步开始编氓籍，定赋税，兴学校，置官师。

不过张昭华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先核实贵州田亩，“设司农司计民授田，贵州地方大，而人少，土司虽然被镇压了，但是还有余孽，而且地方多是苗蛮，我想若是能从山西、河南迁过去人口，填实贵州，召百姓耕作，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官给牛及农具，若是额外垦荒者五年不起科，这样贵州就很快成为河南这样的内省了。”

在此时贵州、云南几处偏远地方，其实不被看做是内省，像云南几乎交给沐府全权治理了，贵州原先也是土司主政，中央政府只是进行宣慰和笼络罢了，对地方的控制权并不大。

夏原吉就道：“贵州田无顷亩尺籍，悉征之土官。而诸处土田，土官藏匿淆乱，与实际不符。若要召百姓耕作，则要先丈量田亩。”

蹇义点头道：“只是贵州高山多，地不平，步尺参差不一，比之川蜀，更不好清丈。”

张昭华就等着这一句，立刻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清丈条例》，给几个人看了：“我这里有一份重新计额田亩的方法，算是均平，诸君帮我看看，能否颁行天下。”

国朝的清丈田亩工作其实做得很好，因为此时还未有形成地主、豪强、官绅隐田漏税，而且太祖高皇帝非常警惕这些人，每几年查一次土地，核对鱼鳞图册，如果发现富农，立刻编入富民籍册之中，稍不留心就把人赶到南京来，而土地又进行重新分配。

当年田亩超过七顷的人，就能被编入富民籍册之中，所以天下的官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统核地非常清楚，然而这样的制度，其实也有不足，而且非常容易被地方官吏利用钻漏洞。比如说通行丈量用的是元朝的里社制，诸州县原着居民以社分里甲，移民迁过来，自然是比不上原住居民的，分屯之地就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了好田，而屯民新占的田亩不仅低等，而且狭小，所以官吏在清丈的时候，把屯地谓之小亩，社地谓之广亩。但是所有的田亩都要核入赋额，吃亏的就是屯民了，而且有司以大亩当小亩以符洪武三十年的旧额，有数亩小田当成一广亩，步尺参差不一，怎样赢缩就看当地的官吏了，这样不过几十年，就会出现土地不均，而且为日后新兴的官绅豪强抢占土地提供了方便之门。

现在就要趁这些抵住豪强没有形成之前，赶快将张居正的一套办法定成国策，没错，张昭华拟定的《清丈条例》，就是秉持日后张居正清丈田亩的办法——张居正除了考成法之外，一切的改革都以清丈田亩为基础，就是专门针对豪强地主官绅的。

他的办法是，天下田亩通行丈量，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

没有什么广亩、小亩，天下所有的田亩，统一一种丈量方法，就是径围乘除法，核定田亩，只有老弱病残、寡妇这样的“畸零田”，可以截补。

这种方法一旦确定下来，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更可以在此之上，慢慢推行赋役改革，这应该是所有改革中最难也最需要时间的，别以为此时一切制度草创，似乎就没有什么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相反，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出现，而且问题还很严重。

当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但是苏、松、嘉、湖这几处地方，因为之前这里的百姓为张士诚守城，高皇帝比较痛恨，于是增赋，亩加二倍，有二三石者。苏州一府，秋粮有二百七十四万六千馀石，官粮岁额与浙江全省差不多，私租起科，一方困扰，府民多逃亡，都是赋税重的缘故。还有一些海边的城市如仁和、海宁、昆山，民田一千九百馀顷，早都被海水淹了，如今竟然还在征税，这不是地方官危害一方又是什么呢？

张居正最着名的也就是一条鞭法的改革，是总括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这一条改革其实是介于“两税法”和“摊丁入亩”之间的改革，张昭华其实更想施行的是摊丁入亩，也就是将丁税平均摊入田赋，统一征收地丁银，废除人头税，从长远来看，摊丁入亩比一条鞭法是具有生命力的，也经住了历史的考验。

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但是不改革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此时趁早改革，不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也不会引起强烈的反对，像张居正那样死后不久，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其实这种革新，要么是激烈的革命，要么是温和的改革，但到底都是要进行一场新一轮的土地和利益的分配，从上到下的叫变法、叫新政，从下到上的那就是造反和改朝换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