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又来。过了年以后，六年级的寒假也就结束了，再开学的时候，我转了学，转到哪儿了呢？

西村，这时候的西村，教六年级毕业班的班主任是我舅舅，也就是我母亲的哥哥。我舅舅属于是高中学历，虽然高中没毕业，又会写毛笔字，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把他给耽误了，可能成就不止是个扎纸人的。当时，舅舅在他们村算是高学历的文化人了，他们村的村长专门请他到他们学校教毕业班的。

我舅舅也没啥教学经验，不过就是再不济，也比我们学校那个初中都没毕业的黄毛丫头强，他们学校的数学老师呢，是什么师范学校毕业的正规教师，很严厉的一个年轻的……现在叫我来说，当时她是个还没结婚的年轻小女孩儿，也就二十岁出头，不过在那时候的我眼里，她已经是个成熟的老女人了，又严厉又刻薄。

我舅舅和这个年轻的女数学老师呢，给我小学生涯的最后半年，留下了特别恐怖的梦魇，简直就是人间炼狱。他们的教学模式，那就是魔鬼式的、炼狱式的，开学半个月，一口气把教科书通通教完了，紧接着，那炼狱就来了，每天除了做题就是背诵，除了背诵就是做题，我的亲娘呀，一天十节课，上午五节，下午五节，哪里还有啥自习课？哪里还能偷偷在课堂上唱“一剪梅”？

他们那里的学生似乎早就适应了，我不适应，就好像一下子从天堂跌进了地狱，丁点儿都赶不上他们的学习节奏跟进度，可以说他们全班最笨的大笨蛋都比我强。

当时的每一天都是忍着饿做题，憋着尿上课，中午的时候，数学老师端着饭碗看着我们做题，当然了，等数学老师端着饭碗看我们做题的时候，班里也就剩下没几个人了，剩下的全是大笨蛋，包括我在内，我觉得我不是大笨蛋，只是跟不上节奏。

下午，一直到晚上七八点，我舅舅又端着饭碗看着我们背课文，有时候是写那什么读后感，我就感觉我舅舅有点儿糊涂，课文只要背得不流利，稍一停顿，一摆手，回去接着背，背熟了再来，想撒尿，憋着，没有窘迫感，你们就不知道好好儿学，就跟过去的私塾似的，就差拿戒尺抽了。

同样的一篇读后感，别人写好了通过了，回家了，其他同学拿着他的原封不动抄上一份，那同学也给通过，也回家了，等我再抄一次，没通过，回去再写，咋就这么大差距呢，我就感觉我舅舅的文革时候给人打傻了，糊涂了。

六年级那后半年，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咋熬过来的，反正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学会憋尿了。当时把我折腾的，连想胡慧慧跟唱《一剪梅》的空都没了。

好不容易，六年级终于熬完了，跟着就是暑假，说真的，我不记得那年暑假我都干了些啥，或许那炼狱式的学校真给我留下啥阴影，都快导致我失忆了。

当时，只记得暑假快过完的时候，父亲带我到几个初中学校报名考试了，不过成绩都不怎么理想，主要是我写的那字又大又丑，没一个学校肯收我。父母呢，又不想我到西村那个最差劲儿的对口儿中学上。一时间，我去哪儿上初中成了我们家一大难题。

眼看着快开学的时候，王思河来找父亲，他说他给强顺找到一家厂矿的子弟学校上初中，那里教学质量虽然也不怎么样，不过比西村那个中学强的多，问我父亲愿不愿意让我到那个学校上学，父亲一听，就点头答应了。

当时，连我在内总共去了四个，我，强顺，小庆（张永庆），新建（李文金），我们全是同村的同班同学，都是从小玩到大的。

我记得当时好像已经是九年义务教育了，不过，不上对口学校到别的学校去，就得缴借读费，我们每人每个学期还要缴二百块钱的借读费，一年也就是四百块钱。

在这个厂矿子弟学校里面，除了我们几个，全都是市民子弟，这些孩子们打一出生下来就有个旱涝保收的金饭碗，比我们土里刨食儿的可要高上一等，我们到了那里被他们看不起是很正常的，特别是我们几个还都穿着补丁衣服、母亲做的千层底黑布鞋，上个体育课，连个像样儿的球鞋都没有，老师就告诉我们，没球鞋不能上体育课。

就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被人看不起是个啥滋味儿，被人鄙视补丁衣裳是个啥滋味儿，回家以后呀，我就缠着我妈，跟我妈说，以后我再也不穿补丁衣裳了，再也不穿补丁衣裳了……

在那个子弟学校里面，我们四个就像四个野孩子，总是玩一些让那些孩子们接受不了的游戏，他们用手打篮球，我们是用脚踢的，他们用脚踢足球，我们是扑上去抢的，在我们学校的时候，条件简陋，学校就一个足球，谁抢着谁玩儿，到了人家那里，这恶习还是改不了。每天呢，手上脸上都是脏兮兮的，人家全都是干干净净的，我敢肯定，他们肯定没玩儿过尿泥跟屎壳郎。俺们从粪堆底下把屎壳郎用水浇出以后还烧来吃呢。

不过，他们那学校里的女生长得确实比我们农村学校的漂亮，脸长的白，衣服穿的好，还有过去那种市民们独有的优越气质。

只是，那些女生长的再好再惊艳，对我来说，一点儿感觉都没有，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我那心里边儿呀，就痴恋着胡慧慧一个，我当时那同桌也是个女的，也不知道哪一点儿跟胡慧慧长的有几分神似，所以我总拿她望梅止渴。

我对那些女生没感觉，不代表强顺他们三个没感觉，小庆就很没我们农村人节操的喜欢上了我们班的班花。你也不想想，咱是啥档次，小时候玩尿泥玩屎壳郎的，人家小时候玩儿的啥、吃的啥？见过饼干长啥样儿吗？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虽然小庆那模样长的还不错，不像个癞蛤蟆，不过我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别说我这是自卑，我这是头脑清醒，认清了现实。

他们这里的女生，明显比我们农村的开放很多，而且个个儿早熟，小庆喜欢那班花的事儿，没能逃过班里女生的眼睛，也不知道啥时候，全班的女生都知道了。于是，女生们就跟逗傻子似的，总是逗他，这小子还不识逗，一逗脸就红，总是引得一群女生很放荡的哈哈大笑。

可能在小庆看来那是一种幸福，不过在我看来，那一种赤裸裸的戏弄与羞辱。

下面我要讲的这段经历，就跟小庆喜欢上的这班花有关系，这个班花的名字，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李芳，这是个真名，这个女生我不怕用她的真名，因为她现在活着没活着都还不一定。当时，刚好流行一首歌刘春波唱的《小芳》，怎么唱来着，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的好看又善良。这李芳小名也叫小芳，小庆对她的迷恋，可能也有这层关系，可惜这李芳不是大辫子，具体啥模样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她是披肩发、皮肤很白、长的跟电影明星似的，特别有气质，对了，想起来了，跟那电视剧明星刘亦菲有几分相似。

这个李芳不但有吸引男生的魅力，也很吸引女生，女生们都是以她为中心的，她穿啥衣服，那些女生就叫家里人也给她们买啥衣服，她梳啥发型，其他女生也跟着她梳啥发型，引领着全班女生的时尚潮流。

班里那些女生们，不光调戏小庆，乏味的时候也过来调戏我。有一次，几个女生过来对我说，李芳夸你了，说你的英文字母写的很好看，我心说，去你们亲娘的吧，谁不知道我的字写的又大又丑。

在我眼里，谁漂亮都没有胡慧慧漂亮！

后来，好像是初一的下半学期吧，学校上起了夜校，每天晚上九点多才放学，我们那时候都是骑的大二八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骑几十里地去上学。学校这一上夜校，我们就捉襟见肘了，离家远，路上车又多，晚上回家特别不安全。我们几个人的父母呢，就在学校旁边租了个小房子给我们四个住。

那小房子里面除了有水有电之外，没一样儿好的，狭小阴暗，而且破旧不堪，不光我们，附近很多人家都跟我们住的房子一模一样，住在里面的这些人还全是市民，都是他们那个厂矿里的工人。

一住进那破旧低矮的小房子里，设身处地以后，我才发现，这些所谓的“市民”，也不过是外表光鲜，他们的生活其实也不怎么样。整个儿这一带，放眼看过去就跟个贫民窟似的，低矮的房子一家挨着一家，而且还是脸对脸、门对门，两排一组两排一组，昨天做梦我还梦见那里了呢，有些房子上面还搭着石棉瓦，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两排房子中间，只有一条不到两米宽的过道，过道里煤球、垃圾、自行车，堆的是乱七八糟，住在里面都叫人透不过气。晚上睡觉的时候，隔壁咳嗽一声都听的清清楚楚，有时候半夜醒来，还能听见男女的粗重喘息声，大半夜的不睡觉还这么扰民。

想想，这些“市民”也够可悲的，我真怀疑他们是咋生出那么漂亮水灵的女儿的。

上了一段夜校以后，学校又不让上了，可能觉着没啥效果吧，浪费资源劳民伤财。不过我们住的那小房子房租已经交过了，又不给退，只能接着住。

当时是夏天，我们那小房子里连个电扇都没有，跟蒸笼似的。就因为热，都睡不着，小庆就拉着我们可着这一带瞎转悠，那班花李芳的家也住在这一片儿，小庆就希望瞎转悠的时候能遇上她，在我看来，这孩子真是病入膏肓了。

在我们所住的两排房最外面的一间，就算是胡同口儿吧，住着一个小老头儿，这老头儿当时已经退休了，五十多岁，没儿没女，老光棍一个。

老头儿个头儿很低，下巴上还留着一把花白的山羊胡，绝对的山羊胡，十多公分长，那时候留山羊胡的人已经很少见了，这老头儿算是一个另类，而且这人跟他的胡子一样猥琐。有时候，我就跟小庆开玩笑说，这老头儿长的咋这么像你大也呢，你大也不就是个“恨天高”嘛。

小庆总是很不高兴地说，你大也。

这一天傍晚，我们都还没吃饭，小庆又拉着我们出来转悠了，转悠一圈儿，几个人到外面大路上的小吃摊买了几个水煎包，一边吃，一边接着在这片贫民区里瞎转悠，就在这时候，小庆突然用他那捏过水煎包的油指头捅了我一下，欢呼雀跃似的说道：“快看快看，李芳！”

瞎猫撞死耗子，真给他撞上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