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象形文字的误会，很多人往往把鸩鸟与鸠鸟混为一谈。后者是鸠鸽科的鸟的泛称。

古时说有五种鸠祝鸠、鸤鸠、爽鸠、雎鸠、鹘鸠。从分类上看，祝鸠和鹘鸠是鸠类，鸤鸠是攀

禽类的布谷，爽鸠是鹰类，雎鸠是鹗类。这个混杂的种属很容易孕生一些险恶的词汇，例如鸠

鸩（喻指专门诬陷好人的人）、鸠夺鹊巢（鸠性拙，不善筑巢）等等，在这样的不良暗示下，把

两者混为一属，似乎又情有可原。

由于屈原作品里出现了鸩鸟，有人认为《离骚》中“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

鸩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是说屈原看见有女戎国的美女，便托鸩鸟为媒，鸩鸟不肯并且远离

了他。接着他又想托雄鸩为媒，但却“心犹豫狐疑”。其实这个解释有些一相情愿。鸩鸟并不能

成为媒鸟，李商隐诗“青雀如何鸩鸟媒”显然是继承了屈原的用意，不过想想也对，连鸩鸟也可

以托之为媒，就可以推测相思之毒已是深入骨髓了。有学者研究考证，“余令鸩为媒兮”除了表

达屈原的思想外，还反映了古代捕鸟的一种方法，即以鸟引鸟捕之。《六臣注文选》晋#83;潘安仁

《射雉赋》注云“媒者，少养雉子，长而狎人，能招引野雉。”至今在长江三峡地区，仍有人

沿用养活鸟以为媒招引野鸟来捕之的古老捕鸟方法。

可以肯定地说，古时确有鸩鸟存在，它的身世和功用我倾向与这样一种判断此鸟主要

是来自于险恶宫阙的渊薮，并推进阴谋理论的执行。它飞行的身影总是晃动在宫廷的天幕上，它

是既行使着“天罚权力”的地下判官，又是被黑暗权力宠幸的鸟儿。因而，它出没于平民的注意

力之外是毫不奇怪的。鸩鸟肯定不是生活在神话的古风中，它偶尔也从文化的腐质物里发出古

怪、凄厉的鸣叫。由于它出没于人口稠密、风化奢靡的江南一带，当地人也称它为同力鸟，雄鸟

叫运日，雌鸟叫阴谐，双飞双宿，俨然是连环杀手。作为顶级的剧毒鸟，黑身赤目，羽毛紫绿

色，它的身躯像一块黑炭在空中飞舞，尖而长的嘴喙犹如火蜈蚣一般在空气里燃烧，连留下的气

息也令人窒息。

如果近距离观察，鸩鸟前半身像鹰后半身像孔雀，足有三趾，走路或者嘴喙都会发出

“邦邦”的执拗声音，声音阴骘而幽深，如年迈的守夜人敲着羊皮鼓，它震落的露水偶尔滴落在

皮面上，让声音蒙羞。这种鸟深居简出，如若外出必有怪事发生。雌鸩阴谐一叫，肯定是几天的

连绵淫雨；而运日长鸣的话，往往是连续的大旱，均预示了死亡帷幕的开启。鸩鸟并不是饕餮之

徒，所以它也不会随意攻击蛇类。它捕食的时候有一种巨大的威仪，类似于“虎行似病，鹰立如

睡”的姿势，好像是不期然地从毒蛇的巢穴前经过，它以一种神秘的舞蹈步伐来显示自己的君

临。这种步伐叫“禹步”，富有弹性，充满忧郁和感应，好像是按照冥念中的指示在亦步亦趋。

人们极其忌讳见到这种罕见的鸟步，《尔雅翼》卷十六记载说“……昔有人入山、见其步法，

归向其妻索之，妇正织而机翻”。可见此鸟毒恶之甚。鸩鸟宛如硫酸的祖先，所到之处，树木枯

死，石头崩裂，毒蛇立即瘫软，鸩鸟这才上前从容进食。

鸩鸟在水中洗浴，其水即有毒，人若误饮，将中毒而死。自有此传说后，人们因惧怕中毒

而不敢轻易饮用山林之水。《朝野佥载》也记载说，“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处，即有白藤花，

能解冶葛毒。鸩鸟食水之处，即有犀牛，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为鸩食蛇之故。”翻译

过来的意思是，野葛吃了就得死。生长野葛的地方，就长有白藤花，它能解野葛的毒。鸩鸟饮水

的地方，就有犀牛，犀牛不洗角的地方，生物喝了这水一定得死。因为鸩鸟吃蛇的缘故。而李时

珍在《本草纲目》里基本沿袭了这个说法，强调了一物克一物的仁义思想。但总体上说，鸩鸟是

克不住的。因为它俨然已经成为权力和复仇的使者。它必须持续飞舞在激烈的风浪里，使命

一当传达，就不可能停止，逢人杀人，逢鬼杀鬼。

鸩鸟最可怕的地方自然是它的羽毛。鸩酒，也叫酖酒，早在《左传》中就已提到。用鸩

鸟的羽毛划过酒，酒即含有剧毒，就是鸩酒，饮之令人立即毙命。鸩毒毫无颜色和异味，毒性却

能够尽数溶解于酒。当然这只是个被夸大了的传说，事实上有许多毒酒并不是仅仅用鸩的羽毛划

过的，而是在酒中同时掺入了某种毒物（例如乌头、毒箭木、毒芹汁等等），不过人们习惯上也

都叫它鸩酒。

但是鸩酒不是可以随意配置的，这需要技术精湛的医士出面，从而分化为一个阴鸷的职

业，叫“鸩者”。这些制造毒药的天才在犀牛角、兽皮的保护下，也是颤颤巍巍地接近尤物，稍

有不慎，即会引火烧身。古籍上有很多关于以鸩酒赐死和饮鸩酒自杀的记载，“惧鸩忍渴”、

“饮鸩止渴”就源于此。在酒中渗入某些有毒的物质制成的毒酒，历来被人们作为杀人的利器。

古代的一些史籍如《史记》、《汉书》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南唐书#83;申渐高传》中说南

唐皇帝李昇顾虑大臣周本威望太高，难以控制，想诛杀之。有一次，李昇倒了一杯“鸩酒”赐给

周本。周本察觉了皇上的意图，用御杯分出一半酒说奉给皇上，以表明君臣一心。李昇当即色

变，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为帝王演戏奏乐的优人申渐高见此情景，一边跳舞一边走了上来，接

过周本的酒说请皇上把它赐给我吧。说毕，一饮而尽，将杯揣在怀中走了。李昇立即暗遣人带

着解药去给申渐高，未等药到，申渐高已经“脑裂”而死。原文虽未说明脑裂的详情，但听起来

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了。

黑鸩为鸩鸟中最为稀少的一种，其毒性强而难发，这种引而不发的性质就像它所具备的

深厚功力，待当事人的想象力和恐惧感挥发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一发则动全身，发则无药可救，

无怪此物一旦侵人头皮之后，非数月甚至一年之久毒性才始行发作。

普通鸩毒人一旦饮下就行将发炸，其性急而有治，且易辨别，黑鸩毒性缓而难察，直至慢慢

地将人血化尽，其毒一旦侵入头皮，即可寄生在发根之内，使这黑丝维持原毒不绝，而且使当事

人觉查不出。

由于鸩毒的残酷性实在太过彰显，仁者一直反对使用这种奇毒。战国时，楚国的使者驸

马共前往巴国，途中见到一人挑着一担下了鸩毒的酒正欲谋财害命。驸马共请求买下毒酒，但所

带的钱不够，驸马最后把自己的马车也一并给了对方。东西到手，他立即把鸩酒倒入江里。这个

故事，被作为宣传仁慈的例子广为流传。在晋代，朝廷曾下令严禁鸩毒，并不准鸩鸟过江。当时

石崇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时，曾经捕获了一只鸩鸟雏，交给后军将军王恺养护，司隶校尉傅诋

立即向朝廷告发了此事，朝廷下诏宽宥了石崇，但命令立即把鸩鸟当众烧死。东晋升平二年（358

年），王饶竟然向朝廷进献鸩鸟，晋穆帝司马聃大怒，下令把王饶鞭打二百，并把那只鸩鸟当中

烧死在京城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在这些仁义皇帝的围攻之下，鸩鸟自然是越杀越少；另一方

面，心如蛇蝎的统治者一直大力弘扬毒文化，鸩鸟面临绝境，直至湮没在飞禽的最高空。

宋代之后，鸩毒的使用并没有被抛弃，直到明清两代仍然有人使用，并取得了立竿见影

的鸩杀之功。在这以后，鸩鸟就像镶嵌了金边的乌云，被暴力彻底地从历史的天空抹去了。现

在，我们只能使用过往文字来复圆它凌厉的形象，推测矗立在宫阙楠木梁柱上那一串“梆梆”的

怪响。其实，中国是构思杀人方式最多的国家，一块砖头就可以置人死命，好像并不需要曲径通

幽的鸩毒来实现宗旨。也就是说，鸩鸟之毒，多半是被权力妖魔化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