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点儿历史 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七）

一

大周天子的先人，有一段离奇的诞生经验。

公元前两千余年有一个姑娘叫姜嫄，她有一天觉得很空虚，就到郊外去玩，看见一只巨人脚印（也许是外星人留下的），她想上去比比，看看谁的脚丫子更大，结果踩完就坏了，肚子里怀上小孩。在这的故事表象背后，潜藏着远古女子没有固定丈夫的事实，也就是说，不知道这孩子爹是谁。无父生子现象，说明当时还是母系社会的残余阶段。

十二个月过去了（粗心的妈妈不但没记住孩子的爹是欢乐谷里的哪一位，连日子也数乱了），小孩生了下来。倒霉的妈妈觉还不想这么早被孩子拴住，于是忍忍心，含着眼泪把小孩抛弃在大道上。让人难以想像的事情发生了，过路的牛马都惶恐地躲避他，不敢踩这个非同寻常的小孩；转而把他丢到冰上去呢，又飞来一大群禽鸟，围着他跳忠字舞，百鸟朝凤似地。

这个很难扔出手的小孩，不得不被他妈妈又拣回去了。

这个飞禽走兽都为之投上庄严一票的孩子，长大以后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后稷。“稷”指得是一种谷子，标志着名字主人对种地的喜爱。在甲骨文里“稷”是一个人跪着抚摸禾苗的样子（甲骨文图象）。四千年前的一个小孩不跟着大伙抓鱼、追野兔，而抚摸什么禾苗，其古怪和卓而不群，可以和比尔？盖茨从人人向往的哈佛大学退学自办公司媲美。

那时的中国正归大圣人尧帝管理着。尧帝慧眼识聪，好像像一个极富远见的投资商，发现了后稷的特别才能。后稷种地，看似花哨，其实很有用，尧不知道它的未来价值是什么，但知道它一定很大，大到泽被万世，就跟个人桌面电脑一样，一旦大面积普及，市场大的吓人，钞票滚滚而来。于是尧提拔后稷负责天下的农耕。尧帝说，种地是千秋万代的大事，你一定要拿出十二分的精力重视啊。

后稷省吃俭用，挤出宝贵的科研经费研究种地，终于培养出了稷（即黄米），是五谷之长，古代中国的第一粮食品种，祭祀中的指定用粮，现在山西人还在吃。后期还优化了麻。麻分公母，母的麻产籽，可以吃，公的麻剥皮，可以织衣服，材料便宜，麻的大量推广，减轻了人对对贵重的兽皮蚕丝的依赖，这也是人们最早对植物的性别有了认识。与此同时，美洲印第安人正在培育玉米，后稷则又发明了伟大的大豆，四千年后大豆传到欧洲，轰动了1873年的维也纳万国博览会——外国人从来没见过大豆和豆腐。

后稷有大功于天下，五谷熟而人民育，于是成了谷子神，受到后来历代帝王崇祀，他和共工、夸父一族里的“后土”先生（社神），凑成了“社稷”两字，成为政权的代名词。

不久，天下开始闹那次知名的洪水，人们纷纷爬上了大树。后稷参加了以大禹为首的F4组合，一起战天斗地。其中的商祖子契（东夷人）、秦祖伯益（东夷人）主要协助大禹跑外，后稷就跑内，从各地征集散发救济粮，教民耕种，积极组织生产自救。终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大舜，赐给后稷“姬”姓以示嘉奖，封地在陕西武功县一带。

大舜表彰完这些治水功臣F4，也就完成了自己历史使命，在大禹的催促下退休养老。大禹开创了虚无之中的夏朝。

后稷懂得与时俱退，为了不给大禹家族捣乱，当商祖子契东迁去了山东，后稷也西迁去了陕西渭水流域，而伯益勇敢地留了下来，接大禹地班当了三年见习天子以后，被大禹地儿子夏启干掉。这都是以前说过地事情了。

一千年过去了，夏朝和商朝相继登台献艺，后稷的子孙则没有辜负“姬”姓这个伟大字眼，他们顽强地摸索着，一截一截地，去点亮另一个光辉的朝代。到了商朝末帝纣王当政的时候，后稷的第十三代孙西伯姬昌，正领着大伙在陕西岐山脚下的一块风水宝地大力发展农业。此地后来听见了凤凰打鸣，所以现在叫凤鸣，属于宝鸡地区（诸葛亮和司马懿二十万大军对峙一百天后死掉时的五丈原，也就在岐山）。

西伯姬昌的爹是有名的、武功赫赫但是含冤而死的季牧师（季历）。但是西伯轻易不敢发作，因为作为商朝一个偏在西陲的方国——周方，这里的文明还蛮落后，比如考古研究发现，周国的青铜器和文字都落后于商王朝，甚至根本就是空白。周国的社会组织也偏于粗浅，表现在法制还不完善，譬如那些犯罪的人，西伯就让他们背着个木牌，上边画上所干的坏事图片，立在交通路口罚站，教育过往群众并且羞辱自己。这体现了当时法制的不健全和做法上的原始性，然而却被后来的学者们理解成优点，用于歌颂西伯仁义爱民。其实一个国家刑罚的完善反映了它文明的发展程度。同样另一个成语“画地为牢”也说明了周国监狱系统的不成熟，不过这也被当作了西伯的仁政举措。其实，这些“仁政”只能说明西伯的社会还停滞在神农氏时代罢了，法制体系原始而且初级。直到若干年后西伯入主中原，才把商王朝的五刑体系加以学习和继承，也搞出了大周朝“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头，最后用竹鞭”的模式。历代商王所能想到的各种人体细部和关节，也都拿东西往上边去招呼：杀头、割鼻子、去势、砍膑、刺字、锅烹、等等，一样也不比被它指摘为“暴虐于百姓”的商朝（含商纣王）少。不过，“凌迟”这种最残忍的刑罚，当时还没有发明，给后世的皇帝们留下了一点施展创造力才华的空间。

西伯姬昌在岐山居住的远古房子也颇原始，接近于神农时代，根据现在的遗迹显示，多是在地上挖个坑，坑里支几根柱子，柱子上像蘑菇一样支起半个茅盖，就充做房子了，是坑屋。坑屋上边漏雨，下边又潮，虽然可以用火或石灰把地面弄硬弄干，但人呆在坑里，总是不很爽。不过西伯不住这样的地方，他是地面建台子，台上竖起宫殿，宫殿屋脊盖了瓦，但屋脊以外的房顶部分还是茅草和泥（瓦太多了会把房子压趴下）。从考古上看，这些瓦似乎是西伯唯一领先商王朝的地方。

附注：我们有必要就夏商周的粮食作物给个介绍，以示对种地英雄后稷的尊敬。首先稷是一种有叶的植物（这是废话），它起源于狗尾巴草。稷这种植物长出的籽就是粟，粟去掉皮壳，就是光鲜鲜黄灿灿的小米，这是夏商周三代最主要的粮食，但现在几乎没人吃它了。当初神农氏发明的就是这个，后稷加以改良优化，并且以后稷的名字来命名。或者说，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命名了后稷。

夏商周的另一个主食是大豆，这个也是后稷培育的。

当时也有稻子，去了皮叫大米，是大禹治水时候引进到北方的，但当时北方人几乎不怎么吃它，虽然现代人却天天吃。

麦子当时也有，可能是从西方引进的，碾碎了就是白面，夏商周人吃白面很少，可能因为这是引进的稀有品种吧。当时还有一种大麻子（不是吸食毒品的大麻）人们倒是没少吃。大麻有两种用处，结出的大麻籽可以煮着吃，皮被人剥下来做麻布衣服（够狠），是夏商周人非常依赖的作物。而且麻还分公母，是中国人第一个认识到植物分公母。不过，夏商周人还是主要吃稷（小米）和大豆，大麻子虽然也煮了当饭吃，但味道不怎么样，所以吃的也不多。慢慢就再没人吃它了，只是用作炼油。现在，不但没人吃它，连油也不用它炼了。

另有一种庄稼黍，跟小米差不多，但是没有小米好吃，却非常合适酿酒，是夏商周的酿酒主原料。

总之，稷、稻、黍、麦、大豆、大麻子六种作物，就是古人常说的五谷。看的出来，古人的食谱跟现在截然相反：现在我们吃稻、麦；夏商周人吃小米（植物叫稷，籽叫粟）和大豆。而且奇怪的是，他们把大豆煮熟了，做成豆子粥吃。如今，大豆也没人吃了，只是用来做豆腐，以及用来炼油——豆油。

二

在冷兵器时代，兼以中国空间辽阔，战略纵深很远，商纣王就无法密切干预陕西黄土高原上的周方国了。我们说，方国处于商王朝最外环，中间一环是诸侯（商王的亲戚们），最内是王畿地区。于是纣王他请了中环一位诸侯——“崇侯虎”先生，作为自己的耳目，盯着外环的周方国。崇侯虎不是生人，老百姓喜闻乐见：他面如锅底，海下一部落腮红髯，两道黄眉，金睛双暴，喜欢厉声大叫，在《封神演义》里被封为“北伯侯”。其实，“崇侯”就是他的官爵，表示他是崇国诸侯，虎是他的名字。《封神演义》作者弄出个“北伯侯崇侯虎”，一人搞了俩官，没道理啊，他还动不动就一声炮响，提刀上马，冲出帐来，倒也热闹，那时候就发明火药了！与“北伯侯崇侯虎”同一级别的就是“西伯侯姬昌”，不过这也是概念错误，“伯”是对外环方国领导人的称呼，“侯”是中环诸侯领导人的大号。说“西伯侯姬昌”，又是伯又是侯，到底算哪个，瞎闹腾嘛。总之，明朝的这位“许仲琳”老先生的书，挑剔起它的错来没完没了，我们就别跟他老人家过不去了。

崇侯虎在自己的封国（陕西户县地区）得到谍报，西边岐山下的西伯姬昌在大行仁义。插一句的说，我们这里也得严谨，以免落得跟“许仲琳”一样。我们这里说“姬昌”俩字，也是犯了不懂历史常识的错误。当时的姓并不放在名前面连用，就像商王族的“子”姓，不能放在纣王的名“受”前面连称“子受”一样。“子受”、“姬昌”都是错误的。姓在当时属于一整个家族的徽记，我们只能说周方国的贵族是姬姓，周方国是姬姓国家，但不能冠在人名前。叫秦始皇为“嬴政”也是错误的，应该叫他“秦王政”或者“始皇帝”。对于“姬昌”只能叫他“昌”，或者叫他的官号“西伯”，叫他“周文王”也行，他也会很高兴——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封的，想跟商纣王平起平坐，都是王。

不管怎么样，西伯野心不小，想当老大，他积累德行，收买人心，表现形式是让利于民。西伯把自己的国家野生动物园和天然植物园对外开放，随便人们进去打猎砍树占公家便宜，又免征市场交易税，让商人们发财。不过这多是后代学者的美化，而西伯如果真这么干的话，只会直接导致国家没钱，养不起军队。可据说西伯还是自掏公款，把老年人都送进敬老院（这就又在消耗他的小金库）。实际上，《左传》记载，西伯发布过“对于逃亡者要进行大搜捕”的政令，表示他对犯罪份子并不手软，这种禁止人们随便迁移的政策，使得我们怀疑它是类似商鞅严格管控下的半军事化的秦国，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迅速发展出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一个资源财富极其有限的弹丸小国，它一定是把所有财富投入军队建设而不是广施财利于民。一个大搞福利、仁义为本的君主只能造就出瑞士、北欧小国那样的文弱国家，不可能有向外迅速扩张的战斗力。我觉得西伯应该是节省每一个从老百姓身上收取的贝壳取去奉养超出那块土地所能承载的军队（而不是敬老院），这才差不多可以与商王政府军兵力匹敌。不过，后代学者们还是硬把西伯的周方国描述得温馨晴朗，无主的尸骨得到政府公款的掩埋，老百姓都留出很宽的田塍，互不侵犯。犯人们比老百姓更自觉，立在画的***里当牢房（画地为牢）。邻居的虞﹑芮二国之人为一块田地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争执，跑来找西伯评理。他们一进周国的地界，看见这里的耕者都相互谦让（也显然说明这些农夫不是奴隶，如果是奴隶，那一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奴隶吧）。农夫们对于有争议的地都推来让去，谁也不肯要，结果导致这些地干脆都荒了。虞﹑芮之人看了以后，大为惭愧，说道：“我们所争的，正是人家所耻的，咱就别去现眼了，快回去吧。”于是各回本国去了。这个违拗人性的天方夜谭似的故事，我们也不要太当真。倘使周国的民众真是这样仁善乖顺，如此礼仪之邦，该不会整天想着造反，组织起来玩命地、勇猛地去进攻中央。后代学者之所以要美化西伯周方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崇侯虎观察到了西伯的动向，不敢怠慢，跑去向纣王做了汇报，所说的内容一定不是司马迁记载的那样：“西伯积德行善，诸侯们都感怀他的恩德，这样下去，将不利于纣王您啊！”

事实上，如果崇侯虎是这样讲，那纣王应该高兴。一个国家要想富强崛起，靠的是行之有效的缜密科学管理，而不是行仁义。积德行善并不足以带来富强壮大。如果西伯真的是所谓“笃仁、敬老、慈少”，并不会产生四邻诸侯拱服的效应，在当时纷纭多争、弱肉强食的方国地域，反倒只会成为四邻掠食欺侮的对象。所谓一行王道仁义，就会无敌于天下，不过是后世儒家理想化的学说罢了。儒家学者习惯了这样的理论定式，去套用在一千来年前的周国身上，以为西伯一行仁义，就灭了商王朝，实在是书呆子式的天真。他们应该从“暴秦”是如何并吞六国的事实，以及“暴秦”成功的原因上，修正一下自己的理论了。按照儒家的观点，大清朝灭了明朝，也是努尔哈叱在关外行仁义的结果喽。

事实上，崇侯虎带给纣王的消息，是西伯每天处心积虑设计政务，忙到太阳过了中天，才想起吃上午第一顿饭。周边大国侯都感到了周方的威胁，小国则处于无奈的境地，朝夕不安。崇侯虎说：“帽子即使变得破旧不堪，也应该压在脑袋上面。您是一国之主，现在必须早作行动，维护您的帝位。”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依旧不敢轻信司马迁。司马迁说，纣王听了崇侯虎的分析，立刻采取行动，宣西伯赴商都见驾，然后一举把西伯囚禁在国家监狱“羑里”。但是西伯手下的人送来了宝马美女，纣王立刻喜笑颜开地释放西伯，放虎归山不算，还赐他弓矢斧钺，资粮于敌，命他作西方伯长，专征伐权，随便在西方开疆拓土。纣王是怕自己死得不够快啊？

如果纣王真是这样愚蠢不堪，那我们真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了。他也实在是个太弱的对手了，不是亡于西伯，也足以被任何一个心存不轨的方国，轻易把他拉下马。不等西伯来收，商朝早亡了好几次了！这也太低估一个管理着诺大帝国的王者优秀的DNA了。事实上，纣王是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战役，击溃并捉到了西伯，并且杀死了他。具体的过程下一节我们再说。

三

早在西伯的父亲季牧师（季历）时代，周方国就开始在军事行为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可惜季牧师被纣王的爷爷文丁给困杀在监狱里了。纣王的爷爷文丁目光如炬，看出季牧师想造反，脑后有反骨，所以把他困杀了。这种亡爹之恨使得接班上任的西伯日夜卧薪尝胆积蓄力量，并且自行称王。按照《尚书大传》《诗经》的记载，以及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承认，西伯称王后第二年就急不可待地发动一系列军事进攻，首先追剿岐山地区的犬戎（陕西西部），这是一直困扰周人上千年的虱子。然后向北七十公里进攻甘肃灵台地区的“密须”，再向北四十公里蹈袭甘肃泾川地区的“阮”“共”等方国。这些战斗使得西伯（这时候已经叫他周文王了）解除了自己在西方、北方的后顾之忧。接着，周文王（西伯）组织军事力量全力向东发展，长驱六百公里进攻山西长治地区的“黎国”，距离东边的朝歌（河南淇县）只有一百多公里，构成了对纣王都城的直接威胁。无怪乎商朝上下大为惊慌，大臣祖伊在向纣王奔跑上报告这一消息时，竟然惊呼：“天既讫我殷命。”上天要terminate（终结）我们了！“今王其奈何！”怎么办啊，纣王？

纣王这时候肾上腺激素明显激增，秋天就要驻进他的内心。纣王知道，秋天将遗弃所有重重顾虑的人，我如果缺乏志气，在秋天的景致里不敢露出一只眼睛，这性格上的软弱，秋天也要遗弃我（对不起，这是我大学情书里的话）。纣王召集左中右三师常备军（约不过万余人），以及命令勤王诸侯军，在山西黎城相会，争夺已被周文王占领的黎国。到了指定的相会之期，纣王率领全副武装的万余名王军，戈矛林立，戒备森严，举行了军事大检阅。战车上的重装武士（每车两名加一名驾驶员）手持三米半长的大戟，弯弓拈箭，在两马驾辕、每轮十八根辐条的木轱辘战车上，往来趋逞。军威严整、士气高昂。这些训练有素的武装把旁观的诸侯看的目瞪口呆。纣王身旁还有几名力胜百牛的猛士，他们就是当初F4中秦人先祖伯益的后代——飞廉、恶来父子。史书上说“飞廉善走，恶来有力”，俩人“力角犀兕，勇搏熊犀，父子俱以材力事纣王”，当然也可以把这叫做典型的“助纣为虐”。另外还有费仲先生，据说费仲、恶来，足走千里，手裂兕虎，都是万夫不挡之勇士。

恶来在《封神演义》中手使一把XX（由于时间关系来不及查了，谁帮我查查吧），其实不对，恶来应该是站在战车上，手握三米长的青铜戈。戈的样子像一把长柄大镰刀。镰刀部分，是戈的横枝。戈可以上下挥舞，劈啄人的脑袋，也可以在两车交汇时横擎着，拿戈尖啄人胸口。戈的刃部（即镰刀刃部——最初是没有刃的，大周以后才开始加刃）可以钩割人的柔弱脖子。所以它是兼有钩、啄功能的兵器。当然，戈还可以拨开挡住车轮的小障碍物。恶来的腰间还应该挎着护身短刀（当时没有剑），刀把上都是五颜六色的宝石嵌着，晶莹夺目。

一直未曾经历正规大战的周文王军，这次终于尝到了第一滴苦涩的血，纣王及其诸侯联军，弓强矢劲，战法高明，人多势众，又是主场作战，把千里远道而来的疲敝的周军打得狼奔豕突，苦爹喊娘，上了人生宝贵第一课，明白了造反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容易，也不是施施仁义就能一鼓而下的。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大战了n个回合，周军彻底溃散（注意这个n个回合不是两军主将互相冲刺单挑的回合，当时车战，车子每次横排冲锋，与敌车交合之后，打完还得兜回***列队再冲，算是一个回合）。周人溃散以后，想越国千里的商朝领土逃回本国，实在不是那么容易。正要坠入全军覆灭的灭顶之灾，周人的军师姜子牙在东夷救了这些残兵败将一命。姜子牙虽然号称军事，但那是后来的事情，现阶段他出道不久，地位还不高，只是一名间谍身份，打入遥远的东夷地区从事策反工作，那里也是他的老家，言语和习俗都熟悉洽合便于开展工作。

在姜子牙的策反下，东夷人抓漏子趁着纣王主力西出而骚扰了王畿地区。纣王大军于是放弃彻底截杀周人，拐回头向东进发，讨伐反叛的东夷人。甲骨卜辞细致地记载了纣王进军东夷地路线，纣王所到之处还进行了田猎，获得虎豹兕象糜鹿狡兔的收获，这倒不是他贪玩，打猎可以弥补当时运输给养力量地不足。

东夷的“人方”是纣王的主要征讨目标，人方恐惧地发现，商纣王军中出现了“象队”。这些大象被驯服之后用作进攻武器，是古代的坦克，从大象脖子上居高临下地射击，使商军垄断了空中优势。古书中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

象牙轻易戳穿人地胸膛然后把人抛起在空中。经过几次战斗，东夷只好投降。纣王为了防止东夷再叛，将大批商军留在东夷地区戍守，飞廉是留驻东夷的主要将领。然后纣王班师回朝。根据甲骨文卜辞，纣王先后三次亲自征讨东夷。

在前番山西黎城（长治地区）的这场商周首次大交锋的战役中，有论者认为周文王在战败后被商军俘虏。他拖着俘虏的链子，被押解到王畿安阳地区汤阴县（岳飞的老家），关进国家监狱“羑里”。我想，商人一定对他进行了必要的说服教育，一边用竹板拍打他，一边询问他造反的思想根源。商人可能是这样说的：

“哈哈哈！造反好不好玩啊？说来听听！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为什么老是、老是、老是、老是、老是不说话呢？”注意，在问的时候伴随着竹板的打击节奏，相互渗透，保持和谐。

不管周文王检讨得怎么样，有论者认为，最终周文王被纣王英明地杀掉了，以免遗祸未来。周文王得儿子发，在陕西岐山老家闻讯以后，立刻哭着接了老爹得班，就是周武王。在未来的伐商战役中，他总是携带着老爹的木主（灵牌）在车上，想来是老爹的尸骨未归，死于非命，借木主以激励战士。并且周武王战前给战士训话中一再疾言其父无罪，反复嚷嚷道：“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意思是，我若能战胜纣王，并不因为我们武功强大，而是由于我父亲文王本来无罪（纣王杀了他，我们来报仇）；纣王若战胜我，并不是我父文王有罪，而是出于我的无能。为什么总要嚷嚷其父无罪呢，想来是在向纣王讨要公道和血债，要一个说法，杀我爹的说法。

如果周文王是向主流史书写得那样，安祥天年自然死亡在老家岐山，他儿子当不至于嚷嚷这些话。

周文王战败死于“羑里”监狱，周人以为奇耻大辱，后世子孙不忍言之，在周政府撰写的史书里，也就塑造了周文王得到释放，回老家才崩掉的情节，而纣王却乐意释放他，从而显得非常傻瓜，也就不让人敢相信。

据说，周文王在“羑里”蹲监狱时期，和现代服刑人员一样，也攻修了专业课程。他那时比现在好，没有什么书可看，文科就是一些政府文件，后来被整合成《尚书》的，理科呢，是《易经》。西伯脑子好使，蹲监狱期间潜心揣摩《易经》，终于研究出“八八六十四卦”的爻词，中间熔炼了物理、化学、医学、天文、社会、宇宙的大知识，成为继那个半真半假的妖怪“伏曦氏”之后我国又一学术带头人。（“爻”的字样是结绳记事的意思，学校的“学”字繁体写法，就含有“爻”。）

四

周武王心情悒郁地开始在陕西岐山主事的时候，辅佐他的是“军师”姜子牙和四弟周公旦，以及召公、毕公这些族内哥们。姜子牙出仕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七十二岁。那以前他都干什么了呢？据《封神演义》说他三十二岁到七十二岁期间，都在昆仑山“元始天尊”驾下当道士，不过当时还没有道教，于是七十二岁的时候他明白过来就只好放弃当神仙的想法，下山了。姜子牙来到纣王的朝歌，经人介绍与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处女相恋并结婚，然后从事无照贩卖工作，因为不了解市场行情，第一次贩卖笊篱（捞饺子用的）失败，因为当时还没有饺子。第二次改卖面粉，再次失败，因为当时的麦子是粒食（就是蒸麦粒吃，还不磨成面——唉，“许仲琳”老先生净瞎指挥），姜子牙的面太前卫，老百姓不接受。

接着姜子牙又从事屠宰工作，杀牛。按理说，牛是农夫的好助手，不许杀，但商朝时候牛还不会拉犁（拉犁的是人）。牛于是被放到草坡上吃草玩儿。养牛和养猪在当时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杀了吃肉。于是姜子牙开始屠牛。牛的浑身都是宝，牛骨头可以做梳子，簪子，针，筷子，还可以做士兵行军的衔枚，以及箭头（牛角的）。然而牛奶没利用上，中国人不喝牛奶，只有北方“胡人”才喝牛奶。牛最后一个有用处是牛皮，坚韧耐磨的牛皮，可以做马的挽具，拉车的皮带，以及车上的坐垫。鼓的皮面也用牛皮，当然牛皮还可以吹——炼铜鼓风的皮囊。牛皮还是甲胄的材料。后代士兵就惨了，穿着沉重的铁铠行军，不但沉重，里边的衬衣（防止铠甲磨破皮肤的）还容易长痱子。

姜子牙杀了几天牛，突然纣王要祭祀求雨，禁止民间杀生，结果生意全没了。于是姜子牙又盘了一个没生意的饭馆开张，依旧没生意，有的只是他老婆日益难看的脸色。姜子牙急了，利用自己的专长干起了看风水的职业，也从事凶宅捉妖，并且参加了鹿台的总体施工建设，因为缺少团队精神而被罢免。他老婆急了，干脆也炒了他，主动提出离婚申请。这反映了当时婚姻家庭不稳固的事实，二婚、三婚不算个什么。有些人干脆终生不结婚，从考古发现看，半数以上的商朝人不见“死则同穴”的夫妻合葬现象，推测可知当时很多人仍是打着光棍，在欢乐谷解决性问题。那些开始组建稳定家庭的人，也聚散无常。能白头到老的，死后夫妻各有一个棺材，男左女右，棺材上各留一孔，供夫妻灵魂相通，仍可在阴间过幸福生活。

姜子牙被老婆炒了，在朝歌实在没发展，就准备出国。他凭着自己的两条肉腿，拄着杖，背着行李走了一千多里，西行来到陕西，在渭水河边钓鱼。当时周文王还活着，正有兵犯中原的想法，非常需要人才。神色恍惚的周文王经常若有所思地在春风料峭地渭水河畔行走，看见姜子牙在直钩垂钓，觉得这个老头懂得玩阴谋，又是朝歌城里见过世面的，于是派姜子牙返回朝歌，从事情报收集工作。这件事情被孙武记录在《孙子兵法》里，“周之兴也，吕牙在商”，用以说明使用间谍者，必成大功。之所以姜子牙又叫“吕牙”，那是因为他是山东吕国的老家，是东夷籍贯。于是姜子牙进一步跑到东夷，挑逗东夷人去进攻商朝王畿，以配合周人从西边进攻商王朝。

可是周文王非常之笨，兵犯中原却失势了，被擒以后住进了“羑里”监狱。姜子牙伙同散宜生等人，拿着美女宝马（或者是后人开的另一个礼单——皮子山货）去营救周文王。接下来的事情如大家所知有两种走向：现代学者有人认为周文王被纣王卡嚓了，古代学者则认为这么好的文王圣人，当然要被纣王释放回国才好。但是不管哪种结局，周文王的政治生命都算是结束了。这就像放在医院等死也好，还是拉回家等死，都挨不了几天了呵。

我们如果假定周文王被卡嚓了，那读者就请直接转跳到下面第三段有*处继续阅读。

如果我们假定周文王被释放出来，那回到故乡的周文王就像变了一个人。他展现在陕西老乡面前是一个日本忍者形象，一改以前政治上锋芒毕露的激进态度，停止与中央争短长，也不再大兴仁义收买人心了。这得益于他蹲监狱期间的《易经》研究，总结出“以阴制阳、以柔克刚”的深刻理论。周文王又回到春风料峭的渭水河边，失魂落魄、茫然若失地行走。而这时，在东夷从事地下工作的姜子牙同志，因为东夷被纣王暂时平定了，也只好被迫携带着他的机关干部回撤到了陕西。八十岁高龄经历了无数失败吸取了无数教训的“世故老人”姜子牙先生也总结出了凡事不能急于求成、以柔才可以克刚的道理，他向周文王献上宝策说：“猛烈的鹰隼将要袭击之前，就会藏起爪子低飞，老虎将要搏斗时候，也要低头俯耳装做温顺。”

俩人一拍即和。周文王因此坚定了韬光养晦、相机而动的战略方针，中国“藏于九地之下”，才能“动于九天之上”的辩证法，卓有成效地开始付诸实践。周文王装作白痴，修筑灵台，收罗美女，沉湎酒色，胸无大志，整个儿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那个傻样，用假相迷惑商王朝。周文王就这么乐呵着直到不久死去了。

*商王中央觉得周人无能为也，也就暂时解除了警惕，纣王调走集结在朝歌西部的主力军队，集中力量去防御山东地区的东夷。趁这机会，周人再次兴风作浪，想第二次东进中原。姜子牙认为不可：“上次的实践证明，我们是打不过纣王的。现在，我们还需要静观其变，让纣王跟东夷‘狗咬狗’再多打上几次，互相彻底消耗他几年再说。”

“那我们找点什么正事干呢？”

“我们的根据地（陕西）四周都是群山，又有黄河在东边围护，只要我们扫清了这里的商王朝势力，就可以割据一方（后来的秦国、刘邦都是从陕西这里建国起家，再俯冲中原，这里确实是王业之基，占了地利的优势）。我们静等商王朝的机会，一旦纣王被消耗得不行了，我们再动员起兵不迟。”

于是，周人从陕西西部宝鸡地区的岐山大本营出发，组织了对陕西中部西安地区（户县）的崇侯虎先生的征伐，以求整个占稳陕西的“关中之地”。崇侯虎作为崇国的诸侯，是商王朝插在陕西腹心的一颗钉子。崇城的防御设施庞大而坚固。周人进攻了三十天而崇不降。“世故老人”姜子牙命令周军撤出战斗进行整顿，建造大型攻城器械。然后集中兵力，修筑土山，从土山顶山用长钩、云梯、临车、冲车等攻城器械（前三种是靠近城墙，从上方进行殴打，后一种是从底下破坏城门用的），一举攻克崇城，灭了崇国。崇侯虎估计是战死被诛。整个过程中，显示了周人战斗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手段，被记录在《诗经》描述周人建国过程的诗歌里边，以及《左传》里边。

五

纣王在十五年之中前后组织了三次针对东夷的大规模进击，每次都是亲自率兵出征，为期都在一年上下，可谓倾动全国物力，互相消耗得非常厉害。东夷人与纣王之间发起的旷日持久的三次大会战，一定来的异常惨烈，只是由于东夷人最终没能掌握政权，所以战争的细节淹没于历史，无闻于后世。

以当时生产力相当低下的境况，长期战争足以拖垮一个王朝。纣王虽然东线作战取得胜利，但国力已经枯竭，而且西向防御的大门长期敞开。周武王立刻抓住时机，撕掉脸上的笑面虎画皮，兴兵中原，一举灭之，而且灭的很轻松。

我们有理由相信，周军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商王朝的灭亡，四分之三的“功劳”在于那些东夷人的撕咬。这就好比大明朝的灭亡，是先被李闯王长年折腾，掏干了它的躯壳，才轻易亡于关外的满清了。

纣王亡于周人之后，东夷人气鼓鼓地说：“明明是我们斗垮了纣王，却被西边的老客先摘了桃子！”于是，东夷人与周人之间，随后又进行了三年角逐，这就好比项羽和刘邦在共同推翻大秦朝以后的五年争霸战。最终，周人攥紧了中原大桃，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武王伐纣”前的动员大会上。为了选择最佳的作战时机，周人照例进行了封建迷信的占卜活动。打仗讲究天时地利，天时好不好，就是这占卜的东西说了算，也就是乌龟壳和蓍草说了算。

周武王占卜显示，天时却很糟糕，乌龟壳和蓍草都说“大凶”。雄心勃勃的新兴王朝领袖们面面相觑，姜子牙当场耍赖，呸呸地吐唾沫：“不算数！枯骨死草，知道什么凶吉！不算数！”命令集结在城外待命的部队拔营出征，进攻商帝国。

（一千多年以后，前秦王符坚准备南征东晋王朝，占卜的结果也是大凶。他援引了历史上武王伐纣这一幕，给自己充满信心的玩火计划寻求辩解。然而天命却狠狠捉弄了他，乌龟壳的预言使他在淝水之战不仅输光了60万军队，还倒贴了自己的人头。）

公元前1046年，西北高原风和日丽的万里长空下，一个新兴王朝久经积蓄之后，崛起在苍茫地平线上，浩浩荡荡的队伍，在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位世故老人率领下，车上载着周文王得木主（有点抬棺大战的意思），预备渡过黄河，把他们的龙旗插到几千里以东那个虚弱的旧王朝坟墓上去。这支军队总计三百辆战车，虎贲三千人，兵员并不庞大。当然还有一些同盟国辅助出兵，担任配合作战，主要是来自长江汉水流域的九头鸟（湖北人），以及巴蜀（四川人）。军队进发得并不迅速，他们后面跟着牛车。牛在那时候不负责拉犁，牛平时无忧无虑吃了睡睡了吃的，像猪一样，等着被杀了吃肉。大牛则用于拉车，打仗的时候，马拉着战车在前面逞能，牛套着辎重在后面输送给养。总之，牛在那时候还是见过世面的，还是比较牛的，不需要“脸朝黄土背朝天”地享受耕地的苦差。牛慢慢学会耕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猪呢，则直到现在也没学会）。

就在这个时候，还多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一对老哥俩，伯夷和叔齐俩大贤人，急急慌慌从养老院追出来，抱住周武王的车辕，说了一大段“子不可以背父，臣不可以叛君”、“不可以暴易暴”等等令人费解的人间第一大道理。

左手持黄铜大斧子（钺），右手攥着白牦牛尾巴的周武王，给说哑巴了。回头看看左右，左右举起青铜短刀。姜子牙抬手说：“都是义士啊，放他俩走了吧。”

大军带起滚滚遮日的黄土，从两个发愣的老头子面前碾过去了。伯夷、叔齐老哥俩当然懂得，大周兵旗上的图案，是龙，因为周人崇尚文采，商帝国则是虎，因为他们崇尚威武，而再古远的夏代，旗子上是日月，因为他们崇尚光明。

龙旗和虎旗的一场恶斗就要来了，俩老头该站在那一方呢？当然，不食周粟的两个倔老头以饿死首阳山的实际行动，向历史交上了他们的答卷。这俩个老头的来历，我们还需要插叙一嘴。他俩本是孤竹国君长的儿子。孤竹国老君长死了，命叔齐继位，叔齐觉得普天之下最贤的人，莫过于他老哥伯夷了，就让位给伯夷。伯夷认为四海之内最贤的人莫过于他老弟叔齐了，就非不接位。两个天下最贤的人互相推让，觉得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两个并世贤人了。于是他俩就一起出逃（有点搞笑，逃什么呢，又没有人追）。

这一对儿被自己的伟大吓跑了的人，听说陕西的周文王善于养老，就投奔那里了。放着自己的国君不干，去陕西吃吃白饭。就这么俩人，司马迁还把他们放在《史记列传》的第一篇去大书特书。两个大贤人都撂挑子了，孤竹国没多过久就被异族占领，成了山戎的大本营，四处外出骚扰。后来齐桓公管仲同志北征山戎，才平定了这里，这是后话不提。

这只万人队伍卷起烟尘，继续前进。这个想象却是错误的，当时的黄土高原一片苍翠，并没有黄沙。而当军队下滑到了华北平原，更可以看见百分之四十的森林覆盖着郁郁苍苍的平原。就是说，这一队人向左扭头，可以看见茂草摇转的草原和城邑农舍；向右，则是野兽们的乐园，阳光钻不进的大森林里穿行着披毛犀、三趾马、剑齿象和李氏野猪。

在一千多里行程的末尾，周武王龙旗的一方，列阵在河南淇县（朝歌）的郊外一块叫做“牧野”的地方。与之对峙的，是纣王虎旗的一方：蔚然大观，铺天盖地、持矛横戈，总计——哇！十七万兵马，蝗虫一样麇集在我国中原大地三千年前的黎明之下。

不过，这个数字是被夸大了的。甲骨卜辞显示，商王朝一般出征方国，兵力不过万人上下，现在是王畿保卫战，固然动员的多一些。但是长年与东夷的消耗战，已经使得商王精锐尽死于外，主力牵制在东方，能够被组织起来仓促应战的恐怕多是临时征发的民夫，人数也绝对不会超出三五万。

大风自东向西，吹过纣王仓促拼凑起来的乱哄哄的行列。这些临时的民兵，很多人捏戟的姿势还很像捏锄头把儿。大风猎猎席卷，吹到远道而来的西北人刚劲强韧的脸庞和岩石般屹立的身形上。

当战场部署完毕，姜子牙先说：“请大家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欢迎领导讲话。”（矛的根部有铜钉子，可以扎进泥土，像旗杆那样竖起来）

“嗟，呜呼——”周武王说，“各位友邦执事、各位诸侯领导，各位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长、千夫长、百夫长，各位战车兵、徒兵、虎贲，大家好——大家辛苦了。古话说，‘牝鸡无晨’——什么意思呢？母鸡不应该打鸣！如果母鸡负责打鸣报晓，这家人就要倾家荡产了。而今，商纣王听信妇人之言（是美女”妲己“吗？），蔑视祖先兄长，用奇技淫巧取悦妇人，真是个独夫！

“今纣王侮辱无常（又是侮辱了金木水火土？），剥丧元良，商罪贯盈，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上帝都不照顾他。我父亲周文王好比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顺应天意。虽然纣王有亿兆之人，但是离心离德，我有能臣十人，而同心同德，诸侯拥戴。我要执行老天的惩罚，率领熊虎之师，吊民伐罪，永清四海。”

这篇记录于《尚书》的誓词，光成语就出了一大堆，什么“离心离德、同心同德、恶贯满盈、牝鸡司晨”，还有“独夫”，以及“自绝于人民”。都是骂纣王的。给纣王泼脏水的工作，现在正式开始了（并且加泼了一千多年才泼完，直到无处可再泼为止）。其实，纣王即便是个圣人，他的敌人和新王朝也要骂他。因为既然要打他，就不得不骂他。

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周武王身后的一个史官，回望了一下天际渐渐淡去的星影，记录下了在这一激动人心时刻天空上的星座和月相（铸刻在了一只青铜鼎上），从而使得3000年后的学者，在借助计算机的复杂计算下，推算出当天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战鼓从周武王身后擂起，起初声音不大，你精神太集中了，以至于觉察不到鼓从什么时候敲起。随后，你知道它是在你的胸膛里和你的心脏一起敲动，咚咚咚咚，旌旗和鼓指挥着战车像幽灵一样轻轻在日影下布置成十几纵列方阵，横排展开。鼓声指挥战车的车位，指挥步兵的脚步和站姿、蹲姿，指挥各种兵器错落有致地扬起或挺向前方，甚至每一个士兵的举目仰头，每一张脸上的严峻表情，胸膛的呼吸，肌肉的抽动，牙齿的咀嚼，都在鼓声信号指导下，精确地调动。这支万人队伍，就像一只猛兽，把身体里所有的发条，紧紧上满。

当敌众我寡时，只有把三军统帅得像一个人，才能够稳操胜券。深明此理的大白胡子前敌总指挥姜子牙，在指挥车上将令旗向日中直指，“杀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战车协同步兵野战，在两大决定王朝命运的军团之间，残酷展开了。

战兵迅猛的冲击力和机动性是步兵无法比拟的，战争机器一旦启动，就一定要搅出血汁。这次战役中的牺牲据说是流血漂杵，够意思的了，血水漂浮起了杵。杵是棍棒，两端带棱，比起昂贵的青铜武器来，杵是廉价的劣等兵器，自然是那些仓促组织起来的农夫们用的。可见主要是他们失掉了武器，也是他们的血在飘。

牧野之战的风云际会与喧嚣变幻，在后代史书上却被搞得模糊不清，有人根据《尚书》说是“流血浮杵、赤地千里”——红色染红了千里大地。但是这样的话，就有点像周人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夺取了商人拼死捍卫的政权，与一代圣主吊民伐罪的主题有点脱钩，于是在先秦、汉朝，出现“商朝人临阵倒戈，调转武器，为武王前驱，向七十里外的商朝老窝朝歌杀去，开开大门迎闯王的感人场面”，因而战争并不残酷。到底孰是孰非，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按《逸周书》记载，武王伐纣，杀死一亿零七万人，俘虏三亿人。这也是“天呀！不可能的。”好在古人的亿和现今的亿不一样！按照十进位的标准，个、十、百、千、万、亿，亿应该是十万。杀死一亿七万人，俘虏三亿人，应该是杀死17万，俘虏30万（仍略多啊）。

纣王没有出现在战斗现场，他也许知道这场战斗是徒劳的，纣王为自己的归宿做好准备。恶来担任了战场指挥主要将官，此人“力角犀兕，勇搏熊虎”，不过那是如干年前的事情了，他在一番苦战之后，被周军射中嘴巴，力尽而死。他的老爹飞廉，其时尚在山东地区组织抗击非典（对不起，抗击东夷。晚上太困了。）

周武王牧野之战大获全胜，乘胜奔袭七十里，碾碎朝歌城垣，兵临城内王宫。纣王不想让自己落到属国周人的手里，就穿了珠玉连缀的礼服，在鹿台上，自焚了。周武王用他那举了一路的大斧子，割下商纣王烧糊了的脑袋，悬挂在大白旗下，从而登上了周天子的宝座，一并被割下脑袋的还有美女妲己，挂在小白旗下。唉，也算是白首同归了。

顺便说一下，武王割商纣王脑袋所使用的大斧子叫做钺，这习惯一直流传下去，直到汉代，砍罪犯脑袋还使用这种钺，使用的时候还要配合一个菜板子——叫“砧”。至于刽子手改用鬼头大刀，那是很后代的事了。“钺”和斧子其实略有不同，“钺”刃部弯月形，样子夸张，像戏台上程咬金的板斧，后来当做皇家仪仗队的道具，欧洲也是如此。皇帝赐钺就表示授予军权。而斧子是有效的野战兵器，宋朝人经常使用长柄斧砍金军“拐子马”的马腿。

六

周武王的伐灭商王朝，并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翻政府。它更像努尔哈赤之入主中原，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由侵袭而实现的政权颠覆。当然，这个国与国，是带有宗主国与附属国的色彩，而不是完全对等。所以，灭商在当时人看来，是文明落后的异族周人灭了正统的商人。就像大清兵灭了明朝，明朝人感情上很过不去，商朝人也是一样。“反周”复商势力在暗自酝酿，很多人估计在寻找纣王的遗子。

周人也一样不安，如履薄冰，担心一觉醒来，商族残余势力与虎视眈眈的东夷人闹出翻天覆地的意外变化。于是，姜子牙提出了“爱屋及乌”的成语，要求：“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把他送到纽约——对不起不是。如果你爱一个人的屋子，也就连带爱他的乌鸦。恨一个人的政权，就要杀光他的臣民。”姜子牙想实行种族灭绝政策，首先拿纣王的儿子武庚开刀。周武王的四弟“周公旦”是个冷静睿智的人，对老姜的叫嚣嗤之以鼻：“我认为，想平静风雨飘摇的现状，必须尽快加速理论工作建设。”

“什么意思？”

“诸位想过没有，煊赫四方的强大的商王朝，骤然间被我们‘小邦周’所颠覆，不只是商人惊恐，连我们自己也奇怪。那个被商王所礼敬膜拜的上帝哪去了呢？

怎么关键时刻掉链了呢？疑问之余，我们只能这样告诉商人：上帝的庇护也不是无条件的，Godonlyblessthosewhoisdeserved.你们不是口口声声称上帝吗？那我们就说上帝已经遗弃你们了。我们造出一个‘天’来，取代他的“上帝”！这样，颠覆了他的国家还不算，我们更要推倒他的精神支柱。“

周人于是创造性地首次明确了“天”的概念，天有自己的心思，就是天命，能治理好国家的人，自然就有了天命。在周人看来，天命不是没有条件的，它只照顾那些“敬德”“保民”的尘世之王。商纣王之失去天命惠顾而亡国，就是因为纣王没能“敬德、保民”，而我们名正言顺接过大统，就是因为具有“敬德、保民”气质。天命的概念从此兼并了商人的上帝，就像狭义相对论被广义相对论所包容。从此，中国人开始提天，而不再奉承上帝。周王也从此获得了“天子”的专称。

这种以“天命”为中心，“敬德、保民”为两个基本点的难能可贵的理论体系，确实比从前商王朝单纯依赖祖先之灵与上帝撑腰的“鬼治主义”迈进了一大步。

它引进了“德先生”和“民先生”这两个崭新的充满生命力的概念。

周公旦把这一套新思路向周武王汇报以后，武王登时感到豁然开朗，底气十足。

不再为自己以武力抢来天下而惶惑了，原来我们是承继“天命”的啊。立刻祭拜祖先，告慰季牧师、周文王的在天之灵，以及远祖后稷的魂魄，然后登上大周天子的宝位。

在大典上，我们猜想，陕西的那种“威风腰鼓队”也做了献技表演。此艺据说有四千年历史，很像求雨的仪式：骤雨飞溅样的鼓点，乱蛙蹦跳般的脚步，非常热闹。

下面就是我们要说的了。既然商朝王把“天命”输给了周人，那一定是商王在“敬德、保民”两个基本点上极其失败，这就有必要拿出纣王失败的证据，才能说服商人认命。于是往纣王脸上涂鸦的运动开始了。周武王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

第一是酗酒；

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第三是登用小人；第四是听信妇言；

第五是信有命在天；

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这些罪条虽然属实但并不算过失，有的甚至用现代的价值观判断，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二第三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这里的“小人”注意不是后代意义上的“君子、小人”那种道德观念上的小人，而是相对于“贵戚旧臣”（商王族亲贵，前任商王任用的旧臣的子嗣）来讲的出身低微的人，即没有显贵家族背景的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纣王打破血统论，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在周武王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过失，而今人眼光看来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的血统论。

从前商王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也是一种“登用小人”。不过，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所以，武丁被迫采取托梦的曲折形式，来提出录用傅说。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的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非高干”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权贵，也必然导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启”为首的亲贵和旧臣集团的疯狂反对，“微子启”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走掉，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从史料上看，类似的上层分裂不限于“微子

启“一案。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叔叔箕子被下狱。这可能也是因用人制度的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们的亲贵家族利益，以及其它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不论谁对谁错，谁好谁奸，高层集团内部发生了巨大意见分歧和形式上的明显分裂，我说巨大是因为有人已经为此而死，这都很大地破坏了商王朝的国运。

纣王这些人事改革，被当时的人（包括他的敌人）所不能接受。就这么一点儿人事变革，都是那么的难啊！可见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

一个末代帝王又能做点儿什么呢？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罢了。这一点再次使我们想到了明朝末年的崇祯。

至于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活跃，在政坛颇有作为，如前代武丁的“妇好”就是一个女性从政的杰出例子。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不理解他的用人之纲，甚至分裂而去，那他也只有跟自己的媳妇合计国家大事了。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蝉那样高叫，沸反盈天），这样的社会动乱局面下，人心惶恐，个怀叵测，也只有媳妇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可信赖的啊。

而所谓“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卜辞上看，纣王的爹和纣王时期，其祀典体系比前代最为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一条“酗酒”算是有点价值和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从出土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明显激增，表示了社会饮酒之风蔚然。商帝国积累年头久了，财富丰厚，人们闲逸，走上饮酒的路子，好比古罗马帝国在烂熟时候的豪吃豪饮，是必然的事情。好比美国人现在富裕了，工作也轻闲了，钱也一大把了，就开始吸毒了。你也许会说，商朝社会的饮酒风气都是纣王带的头。这也是想的太简单化了。譬如说，假定如今美国吸毒问题严重，这也是克灵顿带的头吗。商代后期饮酒成风，成为社会隐患，是严重社会问题，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不单纣王一个想干，他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想作移风易俗的变革，都不是那么容易。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鸦片蔚然成风，不是某一两个皇帝能改变的了得，当时下层、中层乃至高层亲贵的人拼命要吸，皇帝根本拗不动他们。喝酒、吸毒、吸鸦片，这类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社会根本机理与矛盾的梳理出发，这对于忙于应付东西外敌、内焦外困的商王末帝纣王来说，固然是无法实现的。

我们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最后一个帝王在事到临头时一般有四种选择：自杀、逃跑、投降、被俘。能有勇气选择第一种的，绝无仅有，好歹应该算是英雄。纣王自焚鹿台，与明朝末帝“崇祯”自挂煤山，颇为类似啊。光这一点也值得钦佩，并且看出了他的无奈，这个社稷的根本矛盾实在是闹的无法药救，才最终选择与它共亡。不过，崇祯的命要好一些，没有像纣王那样被清朝人拼命埋汰。

崇祯没有遭到大清人埋汰，是因为大清兵势力雄大，拳头很硬，可以替代嘴巴来说话。而周武王的万把人，起自西方撮而小邦，面对庞大的商王朝帝国，虽然胜了，但需要拼命辩解，以免遭受四方反弹袭来的灭顶之灾。所以，给纣王泼脏水势在必行。但周人泼的并不厉害，只是上述六条的就事论事而已，还不涉及纣王人身。我们从商周史料《今文尚书》之《商书》、《周书》诸篇中，均再未见商纣王失道失国的罪状，也无焚炙忠良、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记载。总之，周人还没有把他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了。

纣王真正之被脸上涂鸦，还不是他的敌人周人干的，而是五百年后春秋战国之际，那些学者们为了把自己的学说变得振振有辞以便游说诸侯，就需要拎出纣王这批古人来说事，甚至不惜伪造古史。春秋战国的人说话，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也就是他们捧起来的圣人），以及极坏的坏人，作为正反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于是，尧、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都被包装打造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而推出了，与之对应，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就是极怀极怀的坏人（没有一点好性，坏的彻头彻尾的）夏桀、商纣王、盗跖几位可怜而无辜的先生。也是，他们是亡国之君，前者是开国大帝，不挤兑他们挤兑谁呢？

其实，世上哪有百分百好透了了好人，和坏透了的坏人呢？但是夏桀和纣王终于开始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了。学者子贡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有点看不过去，说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所以君子千万别把自己混的太差，否则以后的人要举出恶事来说理，就一定涂抹了他来充数！

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被活灵活现地演义丰富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说是被剖开了心，到了汉朝刘向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好奇，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到了晋朝，“皇甫谧”医生说纣王还解剖了比干的媳妇，想看看她的胎儿形态——我看是你这医生想看吧！医生想看活体解剖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己想看自己不说，说别人就不乖了！

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事情，大周朝初期的文献上也从来没有过，春秋时代也没有，是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先生，首次描绘而成，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非常了不起的：“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韩非子罗嗦了这么半天，最终的目的却不外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论点：“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就是防微杜渐。从而告诫他所爱戴的君王们，不要“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啊，否则就成了纣王那样的亡国之恶君啦！纣王使用象牙筷子，不在乎这些小错，不断积累，终于错越来越大，酒池肉林，以至于亡国！这种牵强附会，把纣的亡国简单归结于为纣设想出的“奢侈”，而忽略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与民族的种种矛盾，是肤浅的、片面的、也无道理的。但韩非子确实把“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道理讲的非常生动，是可以打一百分的作文了。而韩非子作文生动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有纣王这么个“意象”可以供他打扮起来任意当道具用。

到了西汉，司马迁在酒池肉林的基础上又加了“男女裸奔其间”，从而使他的文章也很生动，刘向也不干寂寞，首次把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并且详细设计了炮烙的图纸，还让妲己坐在佳宾席上旁观，看见罪犯调到火炭里，鼓掌而笑。到了接下来的东汉，纣王脸上留的空白不多了，只好把酒池的面积扩大到可以行舟，牛饮者达到三千人（这个罪状同时又塞给了夏桀一同分享，哈哈）。时光到了晋朝，“皇甫谧”医生咬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面积，比汉朝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并且觉得炮烙还不过瘾，皇甫医生还设计了一个热熨斗，让纣王的犯人举着，一会儿手就烂了。不愧是医生啊，估计还是外科的。

总之，纣王的脸上就是这么一点点脏起来的，前后用了一千多年时间。我们有理由相信，纣王作为亡国之君，本来就跟明朝的崇祯一样平普，甚至比崇祯还来得有能力些，进行了人事改革和征伐东夷这一系列挣扎，最终殉死他的王朝，这是他的本来面目。后人之所以这么埋汰他，也说明是被当时的皇帝压迫的不行，只好借涂抹纣王来告诫人君，起到劝善惩戒作用。倘如此，纣王牺牲了我一个，也算是幸福了后来人，可以含笑九泉了。

七

早春温暖的阳光终于灿烂起来了，不知名的小花开满了原野，亡国之后的商人开始卷起行李，准备整队离开王畿，向北美洲移民。去美洲的事情，虽有争议，似乎也不能完全被排除。“危地马拉”现在又一尊扁平的脸朝向天空的巨的石女神像，形态几乎与我国商代一尊大理石分娩神像一样。“墨西哥”有15尊奥尔梅克式的头像与中国人模样酷似。奥尔梅克人拥有的玉圭，也类似我们商朝人的。奥尔梅克人和中国商人一样，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玉石喜好者，而不喜欢黄金。印第安人使用的云雷纹也同中国相仿、最关键的是在美洲各地发现了数量颇多的酷似甲骨文的文字，以及八卦之类的好东西。近年来，美洲海岸又找到一些沉在海底的石锚，被认为是来自亚洲的物件。胆子更大的学者甚至指出，移民美洲的带头人是“箕子”先生，这家伙是纣王的叔叔，一个亲周派，被周人封在了朝鲜，然后进一步往美洲跑。

还有一些商人往西跑，来到周人的陕西地盘，当然这就是迫不得已的了，周人把他们带来之后，一同带来了青铜器、文字和发达的手工艺。当然，更多的商人被遗留在旧时商朝王畿地区，被称为“殷人”，领导这些殷人的是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但是周武王派了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夹辅着武庚，号称“三监”，就是坐地盯梢的意思。

武庚，呆在周人给他的办公小院，经常无言地走上西楼，看见残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着清秋。远天里有血色的晚霞，雪样地陈列在天极，但被近山遮住了。还应该有雨，有小飞虫，结了群，都比他来的自由。武庚看见飞虫儿向着已经放亮儿的烛火黄晕里去跳舞。武庚很想大叫一声，去旷大的林地里喊：“我要飞蛾扑火，我要反周复商！！！！”

周武王安排完商人的事，就返回了陕西西安地区的镐城。他觉得富贵还是应该还乡才对。出师一捷身就死，第二年，周武王却于陕西镐京急不可待地驾崩了，留下一个并不稳定的江山。接任的其子周成王是个13岁小孩，小家伙周成王正在发育求识阶段，忙着向周公旦学习十万个为什么，祭祀为什么用牲畜啊，为什么大王和臣子用的牲畜不同啊，冬祭秋祭的牲畜，犄角为什么不一样啊，豢养多长时间啊，等等等等，以及请客啊，讨老婆啊，办丧事啊，与臣子的见面礼啊，种种流程。这些东西，前朝商人都有完备的体系，周人采取了拿来主义的策略，加以学习继承。

但是周成王毕竟年纪太小，能力有限，根本震慑不住“商朝余孽”和“东夷蛮方”——特别是纣王的猛将“飞廉”还带着游击队在山东地区兜***呢。于是，人们请他的四叔（周武王的四弟）周公旦辅政。

周公旦善于意识形态工作，前边他曾提出“天命”和“敬德、保民”的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以祭天代替了商人的上帝，并被后世所沿用。周公旦还编排了《大武》这一大型革命历史剧，分六幕以讴歌和舞蹈的形式再现了周武王出征伐纣直到砍下纣王脑袋的全部革命场景。该剧于全体演员在雄壮的乐曲声中举起手中道具向看台上的周天子致以最高的礼敬（类似后世的高呼万岁）中圆满结束，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民众作用。周公又在商礼的基础上，制定了“周礼”，规定了人们起坐卧行、吃饭上朝、哭丧穿衣以及男女尊卑的秩序。《世说新语》上谢安的老婆不喜欢男人当权，她抱怨说，要是“周礼”是周公的老婆——周婆）定的就好了，就能反过来压迫男人了。

其实周公的老婆也不叫“周婆”，周公旦也不姓周。周公应该姓周王室的姬姓，名字叫旦，合称“姬旦”，但我可以发誓，那时候的鸡蛋一定不念鸡蛋，不然姬旦先生是不会容忍的。事实上，姬姓是家族标识，并不冠在名字前面，所以不会出现“姬旦”这样的连称。并且，鸡在那时候也不叫鸡，叫雉，后来呢，为了避讳刘邦的毒婆子吕太后——“吕雉”，雉才改叫鸡了。但鸡为什么现在又指“小姐”，还需要继续研究。

周公旦辅佐小孩周成王，建设新的国家，日理万机，忙什么事情呢？——制定战俘政策，签署禁酒条例，安抚跟商王朝一鼻眼出气的小国，镇压民间“反周复商”势力，草拟分封制度，还得安置商朝遗老遗少。忙的时候，周公洗澡都有人打搅，那时候男人头发长，周公握着湿头发从浴室跑出来，接见客人，一般都是来自外地的领导干部——那一时期的中国据说还有一千八百个小诸侯国呢（商汤时候有三千个，经过历代商王对外兼并，还剩一千八）。这商末周初的一千八百诸侯与方国，是否接受大周天子领导，该按什么政策处理，小国内部趁着天下易主也在发生领导权之争，一些人拎着礼物跑来寻求周王朝的支持，所有事情都需要逐个解决。周公接见完这些客人，又跑进去接着洗澡，洗着洗着又握着湿头发出来了，反复三次，中间料理三拨客人，经常得感冒。

除了洗澡被打扰，大忙人周公吃饭也很麻烦，扒拉进一口小米干饭，不等嚼完又得把米吐出来，因为三教九流的客人又来求见了，所谓“一饭三吐哺”。这样吃饭很容易闹胃病，但周公心里装的是黎民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所以他成了圣人——“汤武周孔”中的周就是他，名字还排在孔老二之前。孔子后来继承了周公的衣钵，发挥了“周礼”的礼乐仁德，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做梦的时候还经常自诩“梦见周公”，用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柯云路大气功师则硬胡说孔子梦见周公，这是“开天目”。）

据说周公不光主持政府工作可以，文笔也很行，他的会议讲话稿好几篇被收在了后来的《尚书》里边。即使是周公这样一个圣人，也会遭受不白之冤。留在中原看管纣王的儿子武庚的“三监”中的老大——管叔，心怀嫉恨，就诬陷咱们周圣人想篡夺周天子权位，并且策反了其他“两监”（蔡叔、霍叔），伙同“武庚”为首的商朝遗民发动叛乱。“武庚”高兴得了不得，赶紧从“西楼”下来，走出“梧桐”小院，去和一些东夷族特派员洽谈，获得部分东夷族武装支持，与三监联手，几方势力合作发兵诛杀周公。

天下汹汹，变乱四起，刚刚立国的大周朝立刻陷于风雨飘摇。周公在历史关键时刻，社稷存亡之机，毅然决定用武，他与姜子牙再次从陕西出发，东征讨乱。在战斗中，三监（周人）、武庚（殷人）、东夷人，三伙势力互相配合失度，各自为战，被姜子牙隔挡开了东夷人——姜子牙硬顶着，东夷人往中原冲，姜子牙颇吸了很多东夷人的“炮火”，被揍得很惨，给西边的周公争取了时间和空间，得以从容聚歼中原的三监与武庚这些暴乱分子：把纣王的儿子武庚斩首、“三监”

的管叔捉住杀头、蔡叔流放、霍叔削职为民。然后周公向惊恐甫定的周成王解释自己的忠诚，并在周成王20岁长大成人之后，归还政权给周成王，自己重新做臣子。后代科举考试，写策论或者八股文，周公成了文章里的明星，言必及周公。

他给后人立下了做“辅政大臣”的规矩和标准。

不过，说实话，所谓的“周公辅政”是后代学者好意的编造，事实上周公蹑了七年的天子位，《史记》上说他坐在宝位上，南面接受诸侯大臣朝拜，背后插着斧钺，俨然就是天子。而小孩周成王则跑在院子里玩尿泥（这句是我说的）。为其如此，管叔（三监的老大）自认为是行三，（周武王行二，周公行四），在周武王死后，如果要兄终弟及的话，也应该是我老三管叔上台，而轮不到你老四鸡蛋，于是他发动暴乱，又联合了时刻想着“反周复商”的武庚。不过这家伙很傻，和商朝“余孽”武庚粘乎在一起，只能使自己陷于舆论上的被动。

接着，周公和姜子牙又联手去收拾东夷族。东夷人早前斗垮了纣王，却被周人抢先摘了桃子，自然一直不服气，早想与周人一较高低，于是配合三监与武庚一起反周。在三监、武庚伏法以后，周公东征，这场战斗持续了三年，东夷的十几个国家卷入其中。但战斗壮烈的细节无闻于历史，我们只知道周公把反周最厉的奄人（曲阜地区）全部骟掉（限于男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太监又叫“阉人”。我们可以想象，那些战争幸存的男人，有的人额上被路上了墨印，有的被刺瞎了一只眼睛，他们的家园在焚烧，他们在周人的驱赶下跌跌撞撞地走向远方，成群结队去中原各种劳动场所消磨残生。这些亡国奴再不能回到他们的家乡。至于那些惊慌失措的妇女们，则被狂喜的敌人你争我夺。特别是东夷贵族的公主们，她们美丽娇弱的躯体还来不及挣扎，就被剥掉哀悼父兄的丧服，像一具具雪白的牺牲，被献于庆功的祭台。据说只有她们纯洁的血，才能安慰阵亡的战土之灵。

当然，这些想象也许对周公不太公平，而人祭的现象，随着文明的进步，到了周朝也越来越少，但我们可以确信的事实是：纣王遗留的猛将“飞廉”，带着商王朝原本驻扎在山东地区的主力军队，与东夷族并肩战斗，跟周公、姜子牙统帅的周军进行了长期鏖战，期间胜负有起有落，但是失去帝国财政支持的飞廉禁不起消耗，也没有补充，他的主力越打越少，直到被追到了海边，山穷水尽，飞廉在祭祀告白了纣王在天之灵之后，拔刀自杀。一个烈烈煊赫的商王朝，经历六百来年风雨历程，至此彻底焚灭。

八

周公反思了周初暴乱的原因，实在是中国地域太广，周人政治中心偏在陕西，对中原鞭长莫及，于是他在当政第五年起开始于天下中央的洛阳地区修建洛邑，以镇抚东方，成为当时的上海（面积则等于清华大学），而政治中心依旧是陕西的镐京。两个地方各有六个师和八个师合计四万多人的常备军驻扎，这也是周王朝所有的国家常备军。

周公没有想到，“上海”这个洛邑，原本是为了安置武庚暴动后失败的“殷顽”居住以便集中监控的，在近三百后，却成为了周人自己的避难所：公元前771年，西边陕西镐京的周幽王老大爷由于“烽火戏诸侯”的闹戏演砸了，被犬戎异族攻破镐京，国破身死，儿子周平王被迫带着政府班子东迁来到洛邑。大周朝以此被分为前期的“西周”和周平王东迁之后的东周而“东周”，前后两个时段。而“东周”又细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优美时期。

我们把镜头从新拉回大周朝初年，也就是西周初年。因为周公功大，他儿子被封到山东曲阜，建立鲁国，成为鲁国第一代领导人。

“周小公”带着老爸周公的嘱托，来到鲁国开展工作，受其圣人爸爸的影响，周小公有点文人脾气，生搬硬套他爸爸那套礼义治国方针。他写了长达三十筐竹简的工作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鲁国土著不尊周礼，痛心疾首地说服各个部落进行自我改造，主张全盘“周”化。曲阜这里一度曾是商朝的都城，商朝遗民也满多的，类似犹太人，很会做生意，打造了良好的商业基础。周小公觉得这是资本主义尾巴，非割掉不可，商人们必须改按中原模式到田野里去，撅着屁股铲地，不许做小买卖。曲阜这里还有好多东夷人，尚武好猎，性格直烈，好在刚刚被周公东征时已经“践”过了——据一些古书说很多男人被去了势，大约就温和多了。但还需要调教，于是周小公按照周礼教当地人“磕头”。

第一种磕法是稽首，就是跪下后，两手着地，拜头至地，停留一段时间，是磕头中最重者。顿首是引头至地，稍顿即起，停留时间短，是磕头中次重者。空首是两手着地，引头至手而不着地，是较轻的。这三种磕法是最主流的。臣拜君，子拜父，学生拜老师，新婚夫妇拜天地、拜父母，都行最重的稽首礼。平辈同级之间，拜迎拜送，拜望，拜谒，行轻一点的顿首礼。对于卑者的稽首礼，尊者以最轻的空首礼答拜。

有能力的东夷人还可以选学提高班的课程：振拜，是两手相击，振动其身而拜。吉拜，是先拜而后稽颡，即将额头触地。凶拜，是先稽颡而后再拜，头触地时表情严肃。奇拜，先屈一膝而拜，又称“雅拜”。褒拜，是行拜礼后为回报他人行礼的再拜，也称“报拜”。肃拜，是拱手礼，并不下跪，推手为揖，引手为肃，其实这是军礼，军人身披甲胄，不便跪拜，所以用肃拜。如果你脑子有点乱，搞不明白了，不要紧，这本来就是高级班的课程嘛，不会也罢。

于是，鲁国人忘掉了从前东夷族的尚武传统，讲求亲情礼义、和和美美，大家互相作揖磕头，在山水秀丽资源富足的鲁国，过着束手束脚、不咸不淡的日子。后来这里出现了一个大圣人孔子，一点都不奇怪。等后世孔教盛行以后，“鲁国模式”被推广到全国，最终使我们成为“礼仪之邦”，直到现在还有人引以为骄傲。

作为礼仪之邦，就要拿出行动来。大周朝不光磕头有礼仪，走路说话都有分教：在尊贵者或长辈面前经过要“趋”（急走、小跑），而不能平稳地迈着方步过去。在登堂的时候，每登一级都要稍微停一下，让两足都在同一阶之后再登。登堂以后（堂就是大客厅），由于空间比较狭小，所以不必趋，而要“接武”，“武”指足迹，“接武”就是后一步要踩在前一步的足迹之半的地方。如果手里拿着贵重的礼玉，那无论是在堂上或在庭院，都不必趋，因为怕跌倒摔坏了玉。

好，我们把整个行走的动作连贯一下，请大圣人孔子给我们示范：进入鲁国国君的院子大门的时候，孔子害怕而谨慎，好像没有容身之地一样。孔子站立的时候，不站在门的中间，走过门的时候，不踩门槛。孔子提起衣襟往堂上走的时候，十分恭敬谨慎，好像憋住气不敢放一样。走近鲁君座位的时候，面色矜持庄重，脚步加快，言语拘谨，好像底气不足一样。这种拘谨的状态直至拜见完毕（中间最难的如何就座、如何磕头我们待会再说）。孔子走出宫室降下台阶的时候，面色才放松。下完了台阶，孔子再快快地向前急走几步，犹如鸟儿展翅一般。但是，这也好不了多久，等到回到自己车上的时候，孔子便又摆出恭敬而内心不安的样子了。

试想，一个精通了这些繁文缛节的人，还会想着跟人打架和造反吗？礼仪这种东西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它可以通过约束行为模式而改变心性，最终维护大周朝所追求的等级秩序。

就座的程序也很麻烦，首先选择席子，因为没有椅子。为什么没有椅子，是因为当时室内的照明条件比较差，黑灯瞎火地，人们尽量贴近地面生活，以方便摸索。炊具（三足鼎）摆在地上，餐具也放在矮地案子上，床也很矮。总之那时候的人们喜欢贴近地面生活。越古的人，越喜欢贴近地面，这跟早期人类的挖坑穴居有关，如果当时硬让他们去坐椅子，他们会头晕，就像没经验的人坐在酒吧台椅上一样。他们也不用马桶，如果上马桶，就会恐高。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室内的高层空间（除了日本人还喜欢趴在地上）。

大周朝也不是直接坐地上，屁股下面有席子，按照规定，天子坐的席子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之席两重。席的花纹也有差别，有个孔子的大贤学生，死前发现躺的席子花纹超过了他的身价级别，也嚷嚷着爬起来要换，换成低级的，结果没等抻完席子就把他折腾死了。席子在屋内的摆设位置也有尊卑的差别。不同级别得人席位不同，离开门得远近，是东是西都蕴涵着等级秩序。臣子不能和君主同坐一席（当然，男人和女人也得分开）。入席时候应该从席的后面上去，谁从前边迈上去谁是混蛋。坐下以后，膝盖离席子前沿保留一尺间隙，以表示谦恭。若是在读书和进食的时候，则又要不保留间隙，往席子前沿坐，以免看不清书或将食物落在席上，那就不乖了。

坐席子的姿势，也有讲究，不能叉开胳膊肘，以免妨碍同席的并坐之人，同时两腿采取跪坐的姿势。为什么是跪坐，不跪不行吗？这里就又有讲究了。商周的人们都是两截穿衣，着在上身的称“衣”，穿在下体的称“裳”。“衣裳”两个字即来源于此。上身的衣，是交领右衽的短衣，衣袖不算宽大，下摆比较长。下身的裳和后世的裙子有些相似，但却是两片，一片蔽前，一片蔽后，左右两侧各有一道缝隙（类似旗袍），可以开合，这样在便溺时就不必解开腰带，直接褪下就可以了。穿着这种下裳，在曰常生活中必须十分谨慎，稍不留意，就会有暴露大腿之虞。所以坐下来的时候必须采取跪姿，而不是两腿朝前坐着——那将势必泄露下体私处，是严重耍流氓的姿势，叫“箕踞”，像荆柯临死时那样，出于对秦始皇的羞辱（杀不了秦始皇，就让老秦看看我的下体，也算泄恨）。

知道怎么跪坐之后，下面开始吃饭，也是满有讲究的。天子吃饭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则用三鼎。鼎中都盛放不同的肉，这些肉还要分好放在繁复的餐具里边，实行分餐制，细节就不说了。要说的是，西周初期的鼎，现在值十几万块钱一个，你可以去买。米饭则放在青铜簋里，天子用八簋、诸侯用六簋、卿大夫用四簋、士二簋。上述差异表明，“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至于屋子里、院子里不同级别的人点几根蜡烛，走下台阶的时候，什么级别的人从东，什么人从西，都有详细规格约束。总之，礼仪对于周天子、诸侯、人臣、士人都有不同的详细要求。通过演习运用这些礼仪，使得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被固化在日常生活行动之中，以至于从骨子里都习惯了尊重君长，从而忘记造反了。也是啊，以当时幅员辽阔的中国，成百上千的诸侯来论，大周朝的三四万常备军哪里看管得过来。礼仪可以起到千军万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啊。

周小公利用《周礼》，花了三年时间，最终把鲁国的东夷秉性狠狠地整改过来，从而稳定了这个在“周公东征”时反周最凶猛的国家。但它北边的山东临淄却是另一个景致。姜子牙因为功勋盖世，被封到了山东东北部的临淄，是为齐国。作为武人，姜子牙尊重和保留了东夷人传统秉性，也就是尚武精神，其中体现着竞争意识。姜子牙鼓励竞争，发掘有一技之长的专家，重用能人和功臣（而不是像鲁国那样讲求亲情而把任人唯亲）。姜子牙说：一定是能力强、在竞争中出类拔萃的能人才可以重用为官。姜子牙还鼓励经商，不拘一格地搞活经济，开发渔盐，治理盐碱地，鼓励妇女织造，刺激器皿手工艺生产，引导商朝遗民发展商业以补充农业的局限，国力蒸蒸日上，并且保留东夷尚武风格，不停地欺负鲁国，还搞性自由。后来，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第一，还冒出来了一个大能人管仲，也是必然的。看来，什么样的土壤，就造就什么样的人才。周小公虽然利用刻板的周礼把鲁国搞得思想统一，安定团结，但也丧失了变革进去和竞争的精神，最终一直被外国诸侯欺负。而姜子牙的齐国解放思想，经济武力强大，但由于思想解放了，没有周礼秩序的束缚，犯上作乱、政治动荡也频频发生，最终被“田氏”篡权。所以，要么求稳定（像鲁国），要么求发展（像齐国），这两者是一个矛盾。纵观中国的历史，总是牺牲后者以求得前者的为多，我说得没错吧。

上文还提到性自由，这不光是东夷族的文化（齐国有桑林，是男女幽会的好地方），即便在刻板的周礼大获流行的中原地区，周政府还是依照古代遗俗，保留了欢乐谷的娱乐项目。当时有很多人没有专门配偶，打着一辈子光棍，不组建个体婚姻家庭，所以需要欢乐谷，人们呼唤着欢乐谷。于是《周礼》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也就是一年中的某个特定季节，男女可以自由结合而不受制约，“奔者不禁”，就是俩人钻高梁地，没人管。甚至鲁国大圣人孔子的出身，也有“野合”的说法。

九

从技术角度看远古的中国，通讯、交通都不利索，大周朝只能借助分封制来管理庞大的国土。周天子的弟兄们，各自封出去承包一块儿土地（其实更关键是获得一批人口），成为诸侯国。分封往往带有偶然性和随意性。比如“小孩周成王”喜欢过家家，一天和弟弟叔虞在梧桐树下玩。周成王捡起片树叶，撕成玉圭模样（上圆下方，是诸侯的玉玺），说：“你让我骑一下，我就把你封到唐国去。”这句戏言，被大圣人周公听见了。周公虎起脸说：“天子金口玉言，岂能儿戏。”于是周公就不辞劳苦地从陕西镐京出发，履行小孩周成王的戏言，把山西南部一片土地占下来，封给叔虞，就是晋国。

具体分封的仪式是这样的：周公或周成王造了一个大社，社的空场堆着五堆土，东面一堆是青土；南面赤土；西边白土；北边骊土；中央以黄土。宗室亲戚、战斗功臣以及友邦领导人都团聚到这里来。将被分配到哪个方向去，就从哪个方向的土堆里凿取一把，与中央的黄土混合一起，裹以白茅，送给他，作为分封的信物。这就是所谓的裂土分封吧。

这个堆土的地方就叫做“社”，诸侯领了土，跑到自己的封地上，也修建同样的社，定期祭祀社神，也就是土地神（后土先生）。祭肉都是从周天子的社里取来的，是牛肉干儿。诸侯军队出征前，也要到社里领取牛肉干，回来后要在社里献俘。社这个东西，很快普及到基层，一般地城邑和村落都有社，平时打官司也在社前听讼，老百姓节日里跑到社来喝酒聚会，这个聚会叫做“社会”，就是如今society的意思。总之社是个神圣而且热闹的地方，即便老鼠也赶来凑热闹。但你不敢放烟熏老鼠，怕一不小心失了火，把社给点着了。所以“社鼠”，表示天子身边的大坏蛋，君主身边的幸臣，狐假虎威，你都不敢动他。

鲁迅先生曾写过《社戏》，就是在社里演的戏，归来的路上还偷了六公公的豆。

至于阿Q先生糊里糊涂被人在土谷祠里捉去枪毙，这个土谷祠，大约就是供奉土地神——社神的社。既然叫“土谷祠”，说明它又供奉着谷子神。

谷子神是后稷，后稷接受祭祀的地方是稷庙，与社往往挨着。“稷狐”，表示稷庙里藏的狐狸，你不敢拿水灌它。它跟“社鼠”是哥们。总之，“社稷”是国家的象征，政权的代名词，拆掉某诸侯国的社稷，再拆掉其祖宗宗庙（里面有牌位），就表示这个国家被灭了。

周初分封制度好处可谓立竿见影，诸侯们感恩戴德，立刻给周人帮忙，从而保障了周公东征的胜利。除了周天子的弟兄，当初追随周武王伐纣的众多诸侯，也因功得了正果，被封回原籍当诸侯，比如“汉阳诸姬”，就是分封在湖北省汉水流域的一帮诸侯。更有一些诸侯属于无功受禄，比如黄帝的后代被封到了济南附近，尧的后代封到北京大兴县（离我住处很近！），舜的后代被封到陈国（包拯“陈州防粮”的地方），大禹后代封到杞（开封附近）。他们受封，没什么讲究，全凭了一个好祖宗，但这也可以看出周人的一种大襟魄！

平常，诸侯各国自己养活自己，不给朝廷增加负担，还能派大夫进京贡献纳宝，战时拱卫京城，还可随王军出征，打周天子想打的人。它缓和了各部落、各民族斗争，给地方以政治经济发展的自由模式，容许了多民族个性文化的百花齐放，在此基础上才慢慢融汇起伟大的汉文化。

当然从人性角度来讲，诸侯们不愿意老老实实呆在基层当土皇帝，但是呢，由于诸侯国数目众多（据说有300多个，甚至上千个，面积都很小，方圆不足百里，相当现在一个县城），于是想闹事也多半是小国之间互相斗殴，或者国内争权夺利的内讧，战争再升级，也不过是地方上的群殴，很难统一起来对抗中央。即便如此，中央对地方的军队编制和活动区域，都做了严格的等级限制。

汉朝人借鉴了这种体系，把汉初分封的大诸侯，细胞分裂似的，分解成多个小诸侯，这样越分越小，鼓鼓囊囊地拥挤在全国版图里，没有力量对抗中央，因此从整体宏观上看（比如说从月球上看），全国是安定团结的。

最后要说的是商朝的遗老遗少，除了一部分殷顽被集中在了洛邑，另一批“商朝余孽”，则跟随纣王的哥哥“微子启”被封到了河南商丘，是为宋国。微子启因为是亲周派，比较乖，所以获此殊荣，而且被誉为大贤人。他们到了宋国以后，由于都是古怪可笑的遗民，所以大家拿笑话编排他们，比如“拔苗助长”之类的。“杞人忧天”，则是编排夏朝遗民的，夏朝遗民在杞国。

当我们把焦距推到诸侯国内部，随着诸侯国君的儿子越来越多，也要分土地给他们，他们就成了卿大夫，卿大夫有自己世袭的土地、军队和一套管理班子——“家臣”，俨然国中之小国，但要听诸侯国君调遣，随国君外出作战，也要上缴财务。但是一旦卿大夫势力大的时候，就可以弑君，瓜分国君的军队、土地乃至国家，而礼仪上的谮越——超越臣子应有的礼仪标准，更是常事，从而把最喜欢维护原有等级秩序万年不倒的孔子气个半死，这都是后话不说。

从天子封到诸侯，诸侯封到卿大夫，这种体系被叫做“封建制”，封邦建国的意思，英文对应词是feudalsystem，按《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封臣以领地的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这用于描述我们的大周朝非常合适。当我们把商朝定位初级的封建社会，周朝是封建社会，那秦朝直到清朝，我们则叫它“皇权社会”才好。

十

大周朝天子，多数得到善终。除了小孩周成王的孙子（小孩周成王也有老的时候啊）——周昭王，死在南征江汉流域的归程上，整个全军覆没。周昭王的儿子周穆王则是个大旅行家，驾车跑到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草原，泡了很多外国女孩，随后抛弃了她们，使她们哀怨得要命，说“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李商隐的诗）——穆王不再找她们玩儿了，他的奔驰车不是跑得很快吗？怎么不见来啊。周穆王是去了昆仑山的西王母那里（这么多年了，西王母模样也没见老，还是“豹尾虎齿”，从前黄帝和后羿都找过她，前者买了本打仗的书，后者买了不死药）。周穆王则跟西王母讨了件稀罕玩意——“夜光杯”：对月映照，色晕皎白，光明四方，是祁连山羊脂白玉雕琢的。

游行无度的周穆王干了55年的开心天子之后，周朝变得更加潇洒，以文治为特色，老百姓比较舒服，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国家弄得色彩斑斓，礼仪彰美，如果你在那时候当官，一定很好混，会吹牛腿再有个好爸爸就能享受一生了。不过，周朝的杀人手段也很完备发达，继承了商朝的精神财富，计有砍头，活埋，肢解，去势，刖足，凿膑，割鼻，剜眼，拔牙，割舌，去耳，纹面，等等，也烹人。看得出来，那些负责行刑的人现在都投胎去了美容院。但你不必害怕这些刑罚，大周朝“刑不上大夫”，这些刑罚都是给老百姓预备的。

老百姓就这样在大周朝的抚养下过着好日子，好日子到了建国第两百多年的时候，开始变得不像话了。这时候执政的叫周厉王，给中国创造了两个知名成语，一个是“道路以目”，一个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这个无道昏君周厉王还宣布天下山林川泽都归他个人，谁都不许进去打渔捕猎。肉一下子就少了，牛又不会耕地，农业技术又没抓上去，国人眼睛饿得发蓝，于是发生城市暴动。暴动主体是国人，叫做国人暴动。国人相当于古希腊的平民，是城镇自由人。他们一起造反，冲向周厉王的王宫，周厉王狼狈西逃到了今山西省霍县。

周厉王跑了以后，一个叫共的小国领导人（在河南共县）被推举出来主持政府，这人名叫“共伯和”，他管事的这十几年叫做“共和执政”，有人望文生义，认为这是民主共和的意思，谬矣。共伯和执政第十四年，周厉王死在流亡的山西了，太子静即王位，是为周宣王。

为了表示跟老爹划清界限，埋汰他老人家，周宣王把自己的爹谥为“周厉王”。谥号，是一种活人对死人的荣誉称号，开始于大周朝，后来一度被秦始皇取缔。其实，得到这个恶谥的周厉王是个改革家，他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实行国家专利政策，以加强国力，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标志着现代意义上国家概念的成熟，只是当时的人不理解、不配合。两百年后，改革家管仲率先在齐国实现山林川泽专利，极大地增加了国家财力，为富国强兵推波助澜。直到今天，森林、河流、矿产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组织开采专营的。

周宣王给历史带来了一段“宣王中兴”。好景不长，不过数十年，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周幽王老大爷继位了。但是周幽王是个“年纪一大把，学问没有，笑话倒是有一车”的人，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脑子上的沟回却越来越浅。他的夫人——老美女褒姒喜欢听裂帛的声音，他就把大匹大匹的丝绸撕成条条给她听（这算是很前卫的音乐了）。而这时侯，西戎的铁蹄不断蹂躏大周西域（说“铁蹄”还不对，那时候还弄不出铁来，炼铁需要1300度高温，那时也就弄到1000度，炼青铜还可以。所以当时的马也没有马掌，它们都是露出了马脚来的）。

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富国爱打穷国，而远古的时候穷国爱打富国，稍微一打，回报都特别高，比自己搞生产强！因为武器差距越小，穷国未必打不嬴富国。所以周朝的忧患来自蛮族。跟蛮族打仗的时候，周天子拘泥于堂堂正正的车战，有一大套礼仪讲究，管打仗不叫打仗，叫“观兵”，也没有发展出适合山林江河作战的军事技术，终于被西戎、北狄欺负得够戗。陕西镐京，再往西便是戎人。周幽王和诸侯约定了一套“声光通讯”的办法：在大路修筑土堡，设置大鼓。如果戎兵入侵，就点起烽火，击鼓传告，诸侯军队都来援救。

为了博得褒姒勾魂的笑靥，周幽王利用这些军事设施导演了一出杰出的文艺大联欢——“烽火戏诸侯”。他老人家屡屡击鼓举火，招引诸侯驰救，来回白跑，把诸侯当猴耍，演出“狼来了”的故事，博得老美女褒姒掩唇一笑。

光有老女人添乱，事情还坏不了，他又任用坏蛋来治理国家，于是泾渭地区发生大地震，老祖宗的发祥地“歧山”也地震了。古代的地震都是代表上帝意志的，但乐观的周幽王不以为意，违逆天意和历史习惯，废掉了太子，把老美女褒姒的儿子定成接班人。

那个被废掉的太子（周平王）也不是个善主，他冲冠一怒，勾引犬戎异族来攻打他老爹的江山。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诸侯没一个来相救的，喊了半天狼来了，扯破了嗓子的周幽王，被犬戎眼睁睁地逮住，揪着胡子杀死在骊山之下（以自己的生命和权位，换取了这次联欢活动的大成功）。

曾经被周幽王烽火戏弄过的诸侯们，也不是个个都见死不救，有个精忠报国的郑国领导人就老远跑去凑热闹，结果喋血镐京。他的儿子郑武公哭丧着脸，红着眼睛，使劲扁那帮西戎兵的屁股，扁跑他们之后，夺回满目疮痍的镐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镐京已经失节了，周平王夺回了它却不想要了，于是放弃西壁江山，东幸洛阳，去中原另起炉灶。

犬戎兵可劲抢光了周室数百年积累的珍珠宝石美器奇货和美女，源源不断运出镐京（陕西西安东南），放火又把犯罪现场烧为平地。从公元前1046年立国，到公元前770年被攻破，将近三百年的“西周”时代就这样冒着狼烟结束了。历史向来如此循环，项羽烧秦，董卓烧汉，几百年经营的歌舞升平，出将入相，舞榭歌台之所，几天之内烧夷成野狗出没的废墟。

在人类短暂的文明史上，落后民族（蛮族）对先进文明的袭击和反动，比比皆是。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此时正在遭受异族的攻袭而衰落，欧洲地中海畔希腊半岛上的迈锡尼文明则已被蛮族所摧毁。在迈锡尼文明的碎片上，希腊人则再次创立起二百个城邦国家，开启了古希腊的辉煌，并且每四年一次举办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古希腊人刚刚结束他们的第三届古代奥运会锻炼身体，东方正是显赫已极的周王朝遭到野蛮民族犬戎的祸害，镐京残破，人民害死的时候。周平王在郑武公等诸侯的勤王部队保护下，向东迁移四百公里，东幸洛阳。郑武公勤王完毕，过了几年，就高高兴兴地死了。他的儿子郑庄公，则是我们下一本书开章的首要人物。

由于东迁以后周天子元气一直没有恢复，诸侯们开始相互兼并，时光进入东周列国。历史毫不犹豫地继续延伸，让我们看见大周天子东迁之后江河日下的统治。从这以后，即便从整体上看，从月球上看，貌似平静的中原大地也再不貌似平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