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朝廷颁布的礼仪，皇太孙朱允炆要在早朝之后，来到文华殿里听讲。东宫詹事府的官员请他升座，他便坐在他父亲，先太子朱标坐过的椅子上，然后等待侍讲师傅入殿行礼，然后内侍为他展书，伴读先为他朗读数十遍经文，退而复班次，才有侍讲官上前为他讲解。

今天讲课的师傅是翰林院修撰黄子澄，这是个极有学行之人，洪武十八年中会试第一，殿试第三。如今伴读东宫，而今日为朱允炆安排的课程，是《大学》，而讲稿就是朱熹的《四书集注》，按说《大学》是朱允炆早就读过的，但是皇上说了，以前读过，现在仍需再读，深读之，慎思之。

这话绝没有错，因为在另一个地方，还有一个人在发愤苦读着《大学》，而这个人也是五岁的时候就将这本书通读过了，甚至还能全文背诵，只是当他越来越年长的时候，就发现这本书他仍需精读，这人就是杨士奇。

于是朱允炆听黄子澄开经讲述，乃是治国齐家这一章：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这里面所有的意思，朱允炆都知道。说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是因为不能管教好家人而能教育好一国之民的人，是没有的。所以君子要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治理好自己的家庭，这样他即使不出家门，也能完成对国民的教育。因为在家孝顺父母的道理，就是侍奉国君的道理；在家尊敬兄长的道理，就是服侍上级的道理；在家慈爱子女的道理，就是慈爱百姓的道理。一家仁爱，一国也会兴起仁爱；一家礼让，一国也会兴起礼让；一人贪婪暴戾，一国就会犯上作乱。

孝，朱允炆做到了，甚至普天之下，比他做得更好的人，再没有了。懿文太子病重的时候，朱允炆亲视汤药，片刻不离，不眠不休十几个昼夜，等懿文太子去世之后，他的脊背已经弯曲到直不起来的地步了。既然父亲去世，他能孝顺的就只有母亲和爷爷，他晨昏定省，孝道无违。

悌，他没有兄长可以去悌，虞怀王朱雄英早在八岁的时候就薨了，他就是东宫最大的孩子了，还有三个比他年纪小的弟弟，允熥、允熞、允?，还有三个妹妹，江都、宜伦、南平。他对待他们，都是尽心竭力，关怀备至。他和三个弟弟，用膳则同桌，睡觉则并床，有一回皇帝来到东宫，看见他和三个弟弟坐在床上头靠着头，高高兴兴地谈着什么，皇帝非常高兴，随口就吟出“兄弟相怀本一身”的句子。

而他也不假思索地对出下联“祖孙继世宜同德”，让皇帝大喜过望，抚着他的脊背道：“允炆大有长进，朕选了个好太孙啊！”

慈，朱允炆如今已经有了一个一岁半的嫡长子，憨态可掬，十分惹人喜爱，他常常抱在怀里，想着他小时候，父亲也是这般将他抱在怀里逗弄，彼时慈心，恰如此时慈心。

这所有的孝、悌、慈，都是出于他的天性，他对父母的孝敬、对待兄弟的关怀、对待子女的疼爱，都毫不逊色于他的父亲，这是无可挑剔的。只是光这样便足够了吗，便真的如书中说的，能“成教于国”吗？

他想想自己登上皇太孙之位，是因为自己的父亲是太子，而他又是太子的长子，而他这个太孙，并不是本事高强，也不是众望所归，无论是阅历、才智还是修养，都不如他的父亲远矣。虽然有皇帝为他开道，为他壮势，只是他将要得到不是鲜花美酒而是一根仍然长满了利刺的皇权棘杖。

而那些利刺不是皇爷爷对父亲说过的功臣勋戚，事实上，经过皇帝的剪除，这些勋臣早已凋零无几，剩下的也缩如鹌鹑一般，这棘杖上的利刺，乃是那些拥兵自重、各霸一方的藩王们，也就是朱允炆那些分封出去的亲叔叔们。

这些藩王叔父们，都掌着兵权，有的甚至还掌握重兵。按照朝廷规定，每位藩王可拥有三支护卫军队，而洪武十年的时候，皇帝又下令增加秦、晋、燕王的军队，秦王原有护卫军一千四百五十一人，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四人；晋王原有护卫军一千六百三十人，增加到二千二百五十一人；燕王原有护卫军一千三百六十四人，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人。秦王的护卫军名叫羽林卫军，晋王的叫兴武卫，而燕王的叫金吾左卫，也就是燕山左卫。

如此也就罢了，皇帝还嫌不足，在《祖训》中又规定，“王府指挥司官兵属官随军多少设置，不拘数目”，这实际上是放开了各王府对军队的限制，所以各王究竟有多少兵，谁也说不清楚。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皇帝大诛功臣勋贵，将统兵之权转移到几位藩王手中，几次征伐北元的战争，军队甚至都要听从晋王和燕王节制，而除了秦晋燕三位拥有战争指挥大权的藩王之外，参与北方军务的还有谷、代、肃、辽、庆、宁王，便是九王驻边的由来，而这些藩王，无一不是领兵出征、娴熟军旅之人，比如说去年秋天，钦天监卜得胡虏将要南侵，皇帝命晋、燕、代、辽、宁、谷王出动都司及护卫军马，严阵以待，最后六王竟合兵十五万，那可是十五万精兵强将啊，虽然最后并没有胡虏南下一事，但是在北方的诸王却无一不是连年统兵，巡防驻边，想想除了秦晋燕这三位藩王，其余六个藩王不过是洪武二十五年才分封出去的，如今都可以领兵作战了，可见军旅之中，如何历练人，而曾负责训练和教导过弟弟们的秦晋燕三王，又当是如何骁勇善战。

而分封在南方的楚王、湘王也不可小觑，因为他二人也帅军征讨过南蛮，俱都获胜。那么诸王的兵马，就像宁王在奏疏中所称——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这些手握重兵、如狼似虎的藩王们，在外分镇，就是隐患。

他们会不会老老实实，会不会心甘情愿地向朱允炆这个侄子称臣，也未可知。而朱允炆这种忧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他在一些所谓的小事上，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这种威胁的存在。

比如说洪武二十六年八月的时候，秦晋燕周齐王奉命来朝，在与叔父们见面的时候，便有一种若有若无地尴尬和恐惧包围着他。这种尴尬先是由于礼仪引起的——因为他是以“皇太孙”的名义入主东宫的，辈分比亲王们低，年纪也小，朝廷专门为此修订了“亲王来朝仪”，规定“在朝行君臣礼，便殿行家人礼”，也就是说，先由几位叔父在朝堂之上对他行八拜的大礼，这是大朝会；常朝则一拜，这是臣子见君的礼节。而在便殿，伯叔兄西向坐，要受他的四拜。

当五位叔父向他行礼的时候，他已经如芒在背惶惶不安了，他发现没有詹事府的人在背后站着，他就找不到一点底气来。他心里那时候就想，诸王以叔父之尊，而屈居臣位，向侄儿跪拜，他们愿意吗，他们难道就没有一点怨望的情绪吗？反过来，自己以皇储之尊又要向诸叔四拜，他自己都感到不舒服。

皇上的用意本来很好，为君有为君之道，为臣有为臣之道，要恪守忠义，恪守忠孝，无论有多大功勋，身份有多显赫，君臣之礼不可僭越，这是诸王拜他的原因；而他拜诸王的原因，是因为敦睦九族，讲究亲亲之谊。

这就是“尊尊”和“亲亲”，“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互相爱护团结，“尊尊”不仅要求在家庭内部执行，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君臣之间都要讲尊卑关系，讲秩序和等级。而皇上要的，是亲亲尊尊达到完美的平衡。

但是可能吗？

朱允炆显而易见地感到了不适，他没有从这样的礼仪中得到任何的安全感和对他“君”这个身份的认同。而诸王想必也是一样，匍匐在他脚下的时候，不能很显然地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身份，和对面受他们八拜又还之四拜的人的身份。

这要是让张昭华来看，她就能认识到矛盾究竟在什么地方——皇帝在这里最大的失误是对人性的误判和扭曲。中国古代一直实行“人治”，在断狱的时候甚至人情高于律法，而任何规章、道义都是由人定的，也就必须由人来确认、来遵循。而参见东宫皇储的参拜礼和家人礼截然分开，致使双方在这一场所谓的“明礼之礼”中，扮演了双重角色：政治上为君的人，家人中为侄；政治上为臣的人，家人中为叔，就导致了一种什么情况，每当行完礼后，所有人会陷入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之中。

这种心理冲突还有个背景，就是皇帝如今越来越老，权力并不是稳固而是在角逐之中，所有人在政治人格上，是充满了矛盾，也在渐渐异化。

“《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黄子澄道：“忒，差错也。这一句的意思，便是说，他的仪态举止没有差错，便可以成为四方之国的表率，受天下人拥戴。”

黄子澄讲解的时候，就看到太孙若有所思的模样，他便停下来，含蓄地问道：“殿下，臣方才所讲，可是有错谬之处？”

“没有。”朱允炆摇头道：“先生讲得很好，我深得教益。治国必先齐家的道理，我今日再读，更有所思。”

他说着对黄子澄微微点了点头，黄子澄心领神会。

于是一个时辰的讲读结束，太孙由詹事府的执事官员簇拥下去了，而黄子澄仍旧坐在文华殿里，他要将刚才所讲的一切讲义重新誊抄一边，呈送皇上，这也是皇上要求的，太孙的所有经讲，都要给他过目。

不过半个时辰，忽然有个小内侍过来，低声道：“黄修撰，太孙请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