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取士改革

隋唐以来，已经逐渐形成了科举选士的制度，即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国考，来选拔国家公务员，理论上，百姓们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看出身、不看财富、不看外貌，只要有才学，谁都有机会实现阶级跃迁。

但是，自五代乱世开启之后，科举基本荒废，因为文武百官往往由皇帝的“从龙功臣”担当，且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客观上，统治阶层也不需要通过科举取士来完成新陈代谢。

这就好比是数码电子产品过快地更新换代，挤占了维修行业的生存空间。

另外，旧贵族等保守势力，也会敌视、阻挠科举取士。道理也很简单，通过科举完成阶级跃迁的新贵们，必然要分割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打破现有的权利分配体系，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当然不愿意让出自己的利益。

比如，柴荣在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时，任命范质、李毂、王溥为宰相，又以魏仁浦为枢密使。柴荣的文官集团基本是郭威留下的遗产，柴荣照单全收，其中魏仁浦就没有通过国家资格认证（科举），所以当时很多拥有进士及第学历的人都表示反对，柴荣力排众议，说只要有才学就行，不用拘泥于形式。连郭威嫡系、两朝元老都遭受排挤，其他无根基、无资历、无背景的三无产品的境遇可想而知了。

显德二年（955）正月，柴荣下诏，要朝廷的文官各自推举一位能当官的人，并且举贤不避亲，不管与被举荐者是何种关系，只要他才堪大用，你就放心大胆的推荐，但是——（划重点）在被举荐人的人事档案中，要署名举荐者的姓名，如果日后被举荐的人贪污受贿、能力欠缺等等，要追究当初举荐人的责任（连坐举主）。

这就解答了前文的两个问题。后来有不少官员因“举人失当”而连坐受罚。

柴荣的这条诏令类似于汉朝的“察举制”，不用考试，而是由官员们推荐，直接“保送”公务员。

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柴荣开了历史的倒车，因为这次“保送”名额十分有限，“在朝文班，各举……一人”，在这种管控下，是不会重蹈东汉覆辙的。

3月，柴荣下诏整顿科举，因为近年的科举偏离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部分官员营私舞弊，选士的质量参差不齐，所以对本年的科举进行严格的复查。

结果发现在及第的16人中，符合国家录取标准的，只有4人，另外12人全部被PASS。不合格率居然高达75%！

本次科举的主考官（知贡举）刘温叟，因“失于选士”而被贬，由礼部侍郎贬为太子詹事。但是刘温叟的这次失职并非是徇私，是有客观原因的，比如有些考生连续奋战多年，屡试不第，出于同情而破格录取等等，所以“尚视宽恕，特与矜容”，酌情予以刘温叟轻判。

6月，下诏，两京及诸道府州，不得奏荐留守判官、两使判官、少尹、防御团练军事判官。也就是说，地方二把手不能由一把手任命，这就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萌芽。与半年前文班举荐官员相呼应，柴荣既要官员们推荐人才，又要严防“察举制”的弊端。

显德四年（957）8月1日，兵部尚书张昭上疏，建议参照大唐故事，恢复科举取士制度。柴荣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命张昭牵头，制定相关法规，颁布执行。当时，柴荣已经当了四年皇帝，旧有的权力体系得到了整顿，是时候通过科举补充新鲜血液了。

10月，柴荣下诏正式恢复科举取士，设三科，分别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经学优深刻为师法科、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科。

考试不限出身，不限资历，草泽布衣、在职官员都可以报名参加，根据考试成绩择优录用。

显德五年（958）3月，这是科举改革后的第一次国考，知贡举刘涛领着新及第的考生面见柴荣，柴荣命翰林学士李昉对其进行复试。

复试结果：刘坦等5人“诗赋稍优”，考试合格；王汾，仅看他文笔的话，“亦未精当”，但是，他屡试不第，而屡败屡战，因此破例准许他及第；熊若谷、陈保衡，“皆是远人”，所以也要降低标准，破格录取，二人得益于民族政策，就跟今天的“高考移民”或者考试前突然修改民族成分一样；而郭峻等7人被PASS。

不合格率也过半了，于是知贡举的刘涛也被贬官。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宋朝的繁荣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周时期的改革措施。科举取士、禁军制度等等全方位的改革，改变了藩镇割据所滋生的土壤，加强了中央集权，更是让手握禁军兵权的赵匡胤直接建立了大宋，这是后话。

3，广开言路

显德二年（955）2月，柴荣下诏广开言路，毫无疑问，又是翰林学士们的一篇满分作文。

在诏书开头，就开宗明义：

“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处身者不能无过失”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朕这么NB，也会偶尔2B或S开头以B结尾。

随后说即便是尧舜禹汤这样的圣贤，也会犯错，而且他们也在不停地寻找逆耳忠言、苦口良药，又何况哥呢？接着，柴荣又对满朝文武提出了批评，

“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过失，食禄者曾无一言论时政之是非，岂朕之寡昧不足与言耶？”

——你们从来不提出批评，难道是嫌我太傻，傻到不可救药？瞧不起哥是吧？

“君子大言受大禄，小言受小禄。”

——今后你们的工资待遇要跟对哥的批评挂钩，纳入绩效考核，批评得越一针见血，票子越多。

“若言之不入，罪实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将谁执？”

——你说了，我不改，那是我的错；你要是不说，该是谁的错？

讲完一通大道理之后，给出了具体的实施措施：

“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隐。”

——批评对象：朕，朝廷时政。请文明开黑，别乱喷。

“方求名实，岂尚虚华。”

——别拍花样马屁，少整些类似于“领导工作太勤奋，需要注意多休息”之类的。

“苟或素不工文，但可直书其事……”

——不用绕弯子，不用前三皇后五帝、骈四骊六、引经据典的，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翰林学士嘛，直接说事儿就可以。

“言涉伤忤者，必与留中，所冀尽情，免至多虑。”

——如果涉及到具体的人，哥一定会私下单独找你谈，不要担心会得罪人，哥给你保密。

“诸有司局公事者……勿务因循，渐成讹谬。”

——改革意见可以大胆提出来，惯例、旧例等皆是可以打破的，改革嘛。

“臣僚有出使在外回者……以广听闻。”

——出使境外的，听得多、见得广，深入民间，更了解民间疾苦和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或者了解某些地方官吏的真实嘴脸，更有发言权，请事无巨细、毫无保留地告诉哥。

“班行职位之中……奉公切者当议甄升，临事蓄缩者须期抑退。”

——在职官员们，在讨论升迁的时候，也要把上书言事纳入绩效考核，踊跃发言的升官，“老好人”给我滚蛋。

“翰林学士、两省官职居侍从，乃论思谏诤之司；御史台官任处宪纲，是击博纠弹之地。论其职分，尤异群臣。”

——翰林学士和御史言官，你们的本职工作就是给朕、给百官找刺挑错。别人是业余的，你们是专业的，所以对于你们，哥的要求要更加严格！

“如逐任官内，所献替启发弹举者，至月限满合迁转时，宜令中书门下先奏取进止。”

——这一条类似于死刑犯临死时突然高喊“我要立功！我要揭发XX！”然后暂停行刑，观其立功表现而重新发落一样。柴荣规定，官员们在人事调动时（特指降职、降级），如果存在检举揭发的立功表现，那么人事调动也将暂停。

这是本书值钱的地方。

看一眼时间线，设身处地体会一下柴荣的处境，就能明白隐匿其中的政治深意。

前文说过，柴荣的最大危机是缺乏嫡系力量。培植嫡系亲信、丰满羽翼，是他登基之后的当务之急。

在“高平之战”中，这个危机已经体现地淋漓尽致。文官集团在御前会议上的表现和武将在战场上的表现，都说明文武百官尚且没有紧密团结在以柴荣为核心的领导体系中，绝大多数都是首鼠两端，持观望态度。

所以，在“高平之战”时，柴荣痛下杀手，一口气杀死了70多位高级将领，整肃了军队，并且在随后的战争中继续清洗军队。

对于文官集团的清洗，通常都会比较温和且漫长。时间，也是柴荣最为缺乏的资源，他等不起，他需要主动创造条件，比如这次“广开言路”。

这篇诏书颁布于显德二年（955）2月，“高平之战”的半年之后。仔细看，仔细品，柴荣已经给文武百官埋了大雷。

首先，通过鼓励检举揭发、打小报告，柴荣会掌握大量的黑材料，从而掌握政治斗争的主动权。简单说，想搞谁，就拿出谁的黑材料，堂而皇之地搞他。

其次，把针砭时弊纳入绩效考核，是柴荣的第二张王牌。如果柴荣想搞你，却又抓不住你的把柄，那么，你打别人的小报告了吗？你批评哥了吗？你批评朝廷了吗？老好人，走你。

最后，如果这个人的确身正不怕影子斜，又及时提出了逆耳良药，柴荣就束手无策了吗？不，这恰恰是他最后的陷阱，如果你成功躲过第二条，那么你必将死于第三条——借刀杀人。你打张三的小报告了是吧？好嘞，张三，瞧，这是某某某弹劾你的奏章。

柴荣完全可以驾虎驱狼，假借你政敌之手搞你。到时候，作为仲裁者的柴荣，只需要拉偏架、装糊涂，就可以轻松借刀杀人。

我不否认柴荣的伟大光荣正确，也不否认他的广开言路、虚怀纳谏是出自真心。但我更不会在残酷的政治问题上傻白甜。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这篇诏书可以看做是柴荣对文官集团进行大清洗的悠扬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