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要说起来，张敬达的战略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从一开始围困太原城，打算困死石敬瑭，这是面对防御实力超强的大城，最最稳妥的策略，没有之一。

到后来契丹人到来，张敬达制定了先灭契丹，再攻太原，正是一招标准的围点打援。如果此战能成，那么张敬达必然会成为历史上着名的武将之一。

可惜他千对万对，却在一点伤犯了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错误地估计了契丹人的实力。

面前的契丹人，不再是那个被他揍得到处跑的契丹人，而是号称亚洲最强骑兵的契丹人。

以往在边疆，或许只是一些契丹人周边的部落，打着契丹的旗号来劫掠而已。这样的敌人实力自然不强。只要是稍有训练的正规军，能打败他们很正常。

而此时的契丹人，可不是来打草谷的，人家是来灭国的。

说到底，五代时期的中原各国，虽然跟契丹人交锋过不少次，但是从来没有和契丹人的主力交战过。

从契丹国的奠基人耶律阿保机开始，契丹人的主攻方向一直是北面和东面。

西面和南面，从来没有契丹人的主力出现过。

石敬瑭从契丹借兵，也正逢契丹人摆平了北面的室韦和东面的靺鞨，正式开启了南下的步伐。

这一次耶律德光只带了五万骑兵南下，号称三十万大军。

此时太原周围的形势是，张敬达领了六万人在太原西北，石敬瑭在太原城中龟缩了十万人，赵玗领了两万五千人在阳泉，契丹人五万骑兵刚刚抵达战场。

看上去契丹人数仿佛不占有，殊不知这五万人乃是耶律德光真正的家底。

耶律德光御驾亲征，身边带的就是契丹最精锐的部队。

凡事小看这支军队的人，必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苇泽县衙，室昉跟着赵玗处理了几天政务，终于对种花军的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的理念之下，其处理结果可能会相差非常大。这无关正义与否，只关乎更在乎谁的利益。

就像杀一人可以救百人一样，这样的问题没有标准的答案，只看回答的人站在如何的立场。

如果站在维护狭义人权的角度，宁愿死掉百人也不能杀那个人，因为任何人都没有主动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力。死了一百个人，那是死者的命不好。但如果谁主动去杀了一个人，那就是罪恶，是不容宽恕的罪恶。

而站在社会利益的角度来看，那么杀一人救百人，是一项壮举。甚至在儒家的观念里，就应该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而牺牲自己，这也符合中华民族的家族理念，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然而不管是哪种观点，杀人的权力必须要严格地控制起来。这个口子一旦松开，极容易导致滥用。如果某人为了杀人，而伪造了可以营救百人的场面，岂不是能随意杀人了？

权力掌握在谁手中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权力要受到谁的监督。

权力被谁监督，那么权力就会为谁服务，这是很浅显的道理。

在皇权社会中，“恩出于上”，所以官员们全都为了皇帝服务。

在种花军中，权力来自于百姓，所以权力就会为百姓服务。

这种权力的来源，当然不是那种简单粗暴的一人一票选举模式，那种所谓正义的“民主”。

官员必须得一步一步从基层干起来，而不是儿戏般地谁都能去当。

“人与人组成了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最重要的属性就是劳动，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赵玗处理完公务，难得地歇息一会，使劲用手搓着脸，顺道教导一下自己的学生，室昉。

室昉问道：“老师，那为什么商人们会那么富有？他们的劳动体现在哪里呢？”

赵玗笑了笑，说道：“你这个问题问的很好。”赵玗心想，得亏我当年背过，要不然还真要被你这小杠精给抬倒了。

“农民和工匠的劳动，是第一层的劳动，他们直接创造出我们能吃的食物，能用的工具，这很好理解。从广义来说，商人也是有劳动的，姑且算是第二层的劳动。商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们流通了货物。农民手中的粮食不会自动变到工匠家里，工匠打造出的农具也不可能凭空出现在农民家中。不论是粮食，还是工具，都需要商人促进他们流通。因此，商人们赚取利益，乃是他们应得的。”

室昉对这个回答不太满意，因为这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商人可以富可敌国。

既然都是劳动，为什么没有农民种地种得富可敌国？没有铁匠打铁打得富可敌国？

赵玗说道：“流通货物的商人，是对社会有益的商人，是和农民和工匠一起劳动的人。但是这世上还有一种商人，他们才是咱们重点打击的对象。”

回想起在武州的雷霆手段，室昉突然明悟，说道：“老师说的是那些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商人吧？”

赵玗点了点头，说道：“凡事这世上想要钻空子，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劳动攫取财富的人，都是咱们打击的对象。凡事想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改变生活的人，都是咱们扶持的对象。”

“所以老师就建了一个公共耕牛坊，帮助没有耕牛的农户犁地？”

赵玗说道：“谁家还没个苦难的时候。贫苦百姓家能帮一把是一把。可俗话说升米恩斗米仇，要帮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室昉果然智商超人，恍然大悟道：“所以老师规定公共耕牛坊帮助百姓犁地，只让犁六成，就是防止百姓变懒，自己不犁地，专门等着官府上门去帮忙。”

赵玗说道：“没错。理念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理念。”

很多时候制度出现的问题，并不是设计理念出了问题，而是制定制度的技术出了问题。

就像立法分为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如果在立法的时候，没有把人的自私和阴暗充分考虑进去，是很难设计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法律。

前年以来，儒家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里理念上，却将实现理念的技术抛诸脑后。

室昉是未来的宰相胚子，赵玗不失时机地给他灌输着务实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