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振来说，整个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实在是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从祖大寿突然来红螺山找他见面，到祖大寿直言不讳地跟他说了那么多现在完全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的话，再到祖大寿拿出石廷柱的来信，以及信中夹带的所谓御笔附片，每一样每一桩，都超出了杨振的预料。

这些事情是他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过的。

也因此，当祖大寿带人离开以后，杨振回想当时自己所说过的一些话时，心中一时懊悔无比。

他没有想到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并没有什么预先想好的应对之法，对于自己的临场发挥，他也不知道是对是错，是福是祸。

好在当时，自己把那个御笔附片吃掉了，否则的话，祖大寿若是想坑自己，光是这个东西传出去，那就不得了了。

至于自己当时所说的那些话，有朝一日会不会成为落在祖大寿手里的把柄，那也实在不好说。

不过当时在场的没有别人，只有祖大寿和杨振两个人，这让杨振稍稍放了心，若是有朝一日他说的话传出去了，他也完全可以矢口否认。

而且，他也相信，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在他和祖大寿两个人之间，如果说谁的话更能够赢得崇祯皇帝的信任，那么毫无疑问肯定是他，而不是祖大寿。

一想到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被祖大寿拿住了把柄，通过高起潜或者其他什么人，到崇祯皇帝那里去告自己一状而已，杨振的心绪终于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他也唯有顺着祖大寿的话头往下说，不可能一发现苗头不对，就勃然大怒，义正言辞地反驳祖大寿。

或许曾经的那个杨振是一个三贞九烈一根筋的愣头青，但是现在的这个杨振却不是，他可没有那么迂腐，那么死脑筋。

做人的基本原则，做人的底线，当然还是要有的，但是在斗争的战略战术上面，还是要讲究一点灵活。

尽管现在的他有时候看起来很像一个愣头青，但那都是杨振刻意表现出来给人看的假象。

他对自己的使命，或者要达到的目的很清楚，那就是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马抗清，将满清入主华夏的势头遏制住，甚至扼杀掉。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又有什么手段不能用呢，又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呢，或者说，又有什么孙子不能装呢？

比如，这次面对祖大寿突如其来又莫名其妙的行为以及所说的那些为自己辩白的话，他能立刻义正言辞地拒绝，大义凛然的反驳，甚至是指责、怒斥吗？

如果那样的话，他可能根本就不会知道满清那边，黄台吉那边，居然还会打着要招降自己的主意。

了解到这一点，其实对于杨振也有一些好处，至少他初步可以确定，在他的态度完全表明之前，他或许能够为自己赢得一段宝贵的喘息的时间。

与此同时，祖大寿找他面谈的这个情况，却也正好印证了一些他从夏舒等人嘴里了解到的有关松山城的消息。

从他离开松山城，西出边外以来，他的心底深处始终在担心，满鞑子那边会不会派人前来报复。

他很清楚，满鞑子镶白旗的旗主，或者说所谓的满鞑豫亲王多铎，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货色。

前不久，杨振率部渡海，出击敌后，给满鞑子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而其中损失最大的一个是尚可喜的天助兵，另一个就是满鞑子的镶白旗。

如果非要比较一下谁的损失更大，那么恐怕还是多铎的镶白旗损失更大一点。

所以，杨振十分担心满鞑子的所谓十王爷都铎，会立刻兴兵报复。

但是从俞亮泰、夏舒等人的嘴里，杨振已经得知，自他离开松山以后，除了锦州、杏山的辽东军时不时的前来骚扰与监视之外，松山城内外一切正常，满鞑子并没有兴兵报复。

当时杨振听说了这个情况，还有点纳闷，一时捉摸不透黄台吉以及多铎这些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还以为真的是满鞑子不耐酷暑炎热，不在夏季兴兵呢。

现在看来，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满鞑子对自己打的却是招降的主意，妄想着通过招降，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那么既然如此，自己倒不如来一个将计就计，一方面也能给松山城的瓮城修筑赢得更长的时间，另一方面，将来或许能够借此机会给满鞑子来一记狠的。

想到这里之后，杨振甚至由此联想到了原本历史上满鞑子的所作所为，崇祯十二年秋冬之际，满鞑子军队绕开锦州、松山、杏山、塔山诸城不打，直接从城下经过，去打了宁远，并在宁远城外干掉了一心抗清的金国凤。

满鞑子一路深入宁锦防线内侧，如入无人之境，既不打沿途的城池，而沿途的城池也没有出兵阻挠，仿佛提前说好了一般，互不侵犯，唯独把宁远城赤裸裸地摆在满鞑子的面前。

而且满鞑子十分精准地，仿佛是定点清除一般地，干掉了指挥不动宁远兵马的宁远团练总兵官金国凤，然后就撤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