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敢于拒绝为兵败逃回的楚文王开门一事上可以看出，楚国的大夫鬻拳是一个性情刚烈，敢于以下犯上、直言进谏的忠臣。也正是有这样一批臣子的存在，楚文王才能在做决策的时候避免冲动和错误，带领楚国行进在正确的轨道上。

鬻拳是楚国宗室的后裔，在楚文王麾下为官，他为人忠直，一心为国，追随楚文王，死而后已。其为人的所作所为跟着名的屈原是十分相似的，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情体现了其为人之耿和为臣之正。

一是在楚王伐息灭蔡时期。楚文王借口蔡国出兵救息而攻破蔡国，将蔡哀侯献舞俘虏回国。哀侯献舞觉察到了楚、息两国的图谋，顿时火冒三丈，大骂息国国君狠毒、楚文王无道。楚文王岂能忍受如此侮辱，于是决定将蔡哀侯大锅烹煮以祭祀太庙。

鬻拳审时度势，心觉不妥，于是进谏楚文王。他对楚王陈述了他的观点，认为不能因为蔡侯的无礼就用这样残暴的方式处死他，因为楚国即将进入中原，在军事征伐之外还需要尽可能地争夺中原诸多小国的支持。所以应当放过蔡国国君，并与之结为盟友，这样既能壮大自身实力，又能留下一个楚文王宽厚开明的形象，为楚国日后外交打下良好基础。

鬻拳的分析入情入理，楚国作为中原大地的后来者，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他最大的潜在对手齐国有利。齐国经营多年，在中原打下深厚根基，与其他各国往来呼应，形成军事联盟。楚国处于以一敌多的状态，在日后的争霸中必须分化齐国阵营，结成自己的联盟与之抗衡。然而楚文王尚未正式进入中原，就留下残暴无道的恶名，会使诸侯国对楚国望而却步，甚至因此投入齐国阵营之中，壮大敌人势力，给楚国的扩张带来无穷威胁。楚文王为解一时之恨，却可能留下如此大的后患，着实是不智之举。

楚文王对此未必不是心知肚明，然而身为王者的威严不可侵犯。如若已经身为阶下之囚的蔡哀侯都敢如此放荡恣肆，那今后还有谁会把文王放在眼里呢？于是文王并不理会鬻拳的苦苦进谏，执意下令将蔡哀侯牵出，投入沸腾的油鼎之中。

鬻拳见文王一意孤行，不免急火攻心，国家的利益和君王个人的意气此时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作为臣子更不能失去原则，必须要做出有利于君且有利于国的抉择。鬻拳无奈之际只好出此下策，他持刀上殿，将刀刃横在楚文王脖子上，怒目圆睁，威胁说宁愿君臣二人共赴黄泉，也不愿君侯行此不义之事让君侯失信，国家蒙羞。

文王见鬻拳如此坚持，又惊又惧，只得收回成命，饶恕了蔡哀侯。随即，鬻拳弃刀跪于文王面前请死，说文王肯听从谏言是国家之福，为臣者对君王进行横刀胁迫是大不敬，因此请求领罪受罚。文王惊魂甫定，却并不以为忤，言鬻拳一片忠心，行此激进之举也是事出有因，故可赦其罪过。

鬻拳却坚持己见，并于众人面前，持斧自刖双膝，并说绝不敢自赦己罪，大呼若有为臣者无视君臣之礼可以以此为鉴。楚文王大惊，急命救起，后将鬻拳斩下的双腿奉于太庙以自省。鬻拳已是残废之人，被委任守卫城门，这于鬻拳而言，可以说是无上的荣誉了。

另外一件事情，则发生于文王率军平息巴国和阎敖族人联合叛乱之际。巴国与楚国曾是盟友，却一直貌合神离，更在两军共同征讨申国时矛盾公开。由此裂隙越来越大，终于在鲁庄公十七年（公元前677年），巴人作乱，攻击大夫阎敖属地，阎敖仓皇奔逃回国都，却被文王处以极刑。阎敖族人惊怒之下遂联合巴国军队共同反抗楚国，声势浩大。

楚文王率军平乱，不想因骄纵轻敌惨遭败绩，自己更是身负箭伤，只得且战且退，意欲撤回都城再整旗鼓。谁知文王历经艰险来到城下，却被守门人鬻拳拒之门外，鬻拳以为楚军自文王继位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却在弱小的巴国面前吃了大亏，实在有损颜面。而文王作战失败，大军铩羽而归，非但不思反败为胜之策，反倒争相进城，想要避而不出，羸弱至此，楚国颜面何在！于是鬻拳执意不肯开门，并要求楚文王带兵攻打实力不强的黄国，好歹讨得一场胜利，班师回国。

楚文王纵有雷霆之怒也没有办法，只好调转马头，率领大军攻向黄国，虽然楚军新败，但余威尚存，稳稳拿下战斗，挽回颓势，可以昂首挺胸开回国境之内。然天意难测，文王不幸染病，竟然不治身亡，死于军中，对黄国的胜利，为其累累功勋划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噩耗很快传到国内，鬻拳陷入自责之中，他将文王拒之门外，逼迫其操劳征战，无疑对文王的病逝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鬻拳安葬文王于王陵，随后自尽，以示忠心。

纵观鬻拳一生，为臣不负忠君之职，为人不负内心本性，可谓无憾。鬻拳之直谏，形式之激烈，意图之坚决，纵观中国历史，亦属罕见，既体现出了为臣之忠信，更体现了为臣之艰难。古之忠臣，动辄落入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境地，原因在于他们往往徘徊于“忠于君”和“忠于国”之间。一俟君王昏庸，“君”与“国”二者之间就会出现尖锐的对立，而臣子此时则会陷入两难之中，往往酿就悲剧。以鬻拳之耿烈，非但未遭文王见弃，更能身负英名而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同时也体现了楚文王的贤达。

楚文王去世后，他的儿子熊恽即位为楚成王，在他的统治下楚国吞并江汉流域的许多小国，成为南方大国。后来，楚穆公即位，进一步吞并南方小国，并把势力向中原地区延伸。穆公因是害死父亲之后即位的，所以他在位期间，楚国内部分裂严重。楚穆公去世以后，楚庄王即位。他是春秋时期继齐桓公和晋文公之后的一位新霸主。

楚庄王即位之初，晋国趁着楚人国丧，与宋、鲁、陈、蔡等七个国家订立盟约，重新坐上了盟主的位置。面对这一情况，楚庄王并没有去与晋国一争高下，而是过起了骄奢淫逸的生活，连续三年不理政事，不出号令，整日寻欢作乐。他十分讨厌大臣入谏，下令：“敢前来劝谏者，死！”

后来，有个叫伍举的大夫看不惯君王所为，冒死前来劝谏。据《史记》记载，伍举进谏时，楚庄王正左抱郑姬，右抱越女，面前宫廷乐队演奏，歌姬舞伎环绕。伍举看到这种情景，虽心怀不满，却也并没有直接发作。他沉住气，问庄王：“有鸟在于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听出他是来劝谏的，却并没有发作，只是告诉他：“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接下来的几个月，楚庄王依然如故，没有做出丝毫改变，甚至更加过分地耽于逸乐。这时，另一个大夫苏从忍不住也前来劝谏。他做好了被处死的准备，只求“杀身以明君”。却没想到楚庄王这次听从了他的建议，马上着手开始整顿内政。他罢免了一批无能的营私之辈，提拔了一批忠君爱民的官吏，伍举、苏从也在提拔之列。

即位之初，楚庄王之所以不问政事，沉湎酒色，并不是一味淫乐，而是借酒色的外衣伪装自己，在静默中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帝王昏庸时，小人的丑恶面目更容易暴露出来。他借着淫乐辨明忠奸，为“一飞冲天”做足了准备。接着，这位雄心勃勃的国君就开始了他对外称霸的旅程，楚国很快就成为可以与晋国这样的大国匹敌的国家。

平定了若敖族的叛乱以后，楚国令尹子越椒被杀。孙叔敖在这时候登上了楚国的政治舞台。他是个很有才干和魄力的人，祖父蒍吕臣曾经是楚成王的令尹，父亲蒍贾曾任楚国司马，被子越椒所杀。父亲被杀害以后，他跟随族人逃难到期思。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他曾“决期思之水，而灌云雩之野”。关于孙叔敖如何当上令尹，有很多传闻。《吕氏春秋》认为他与沈尹茎交好，楚王要封沈尹茎为令尹，沈尹茎向他推荐了孙叔敖。而《史记》则记载孙叔敖是被虞丘子举荐的，虞丘子辞掉相位，让孙叔敖取代了他。

孙叔敖治理楚国期间，一方面实行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模式，“施教导民，上下和合”；另一方面又“奉旨循理，恤人体国”。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法令是用来引导人民的，刑罚是用来禁止奸佞之人的。他认为“奉职循理，为政之先；恤人体国，良史述焉”，并称孙叔敖为“循吏列传”之首。《吕氏春秋》中有“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舆迎叔敖，以为令尹，十二年而庄王霸”的记载，由此足见孙叔敖在治国方面的卓越能力。

孙叔敖为楚国制定了健全的典章制度和法令法规，但是他也不是一味地重刑罚、轻德教。孙叔敖做楚国宰相时，“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健全的法律制度使楚国上下，军、民、农、商都有法可依，各司其职。在他的治理下，楚国人民生活安定，国势也越来越强大，楚庄王一步步成为一代霸主。孙叔敖做丞相以后，“锺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优游乐业”。

孙叔敖为楚庄王成就霸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除了在治国方面的成就之外，他在其他方面也成就显着。晋楚邲之战中，在楚庄王前去迎敌、群龙无首时，他下令楚军进攻晋军，使这场在楚庄王争霸过程中极为重要的战争取得了胜利。另外，他还兴修水利，除了早期在期思修建的灌溉工程外，他还在江陵境内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库。

他还曾派人修筑沂城。沂城是楚国北进的基地，沂城的修筑使楚国在与晋国征战方面实力增强，为楚国与晋国的抗衡准备好了条件。据说楚庄王曾经认为楚国的钱币太轻，因此要求在铸币的时候，改铸更大的重币，然而百姓生活中却用不到那么大额的钱，因此觉得十分不便，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

于是孙叔敖便向楚庄王进谏，请求去重币，楚庄王接受了他的谏言，又将钱币恢复成了原来的形制，人民的生活很快又恢复了正常。楚庄王准备举师伐晋，称对进谏的人杀无赦。孙叔敖冒死进谏，最终“楚国不殆，而晋以宁”。在孙叔敖的治理下，楚国国力得到快速发展，“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很快便坐上了霸主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