戕竹记

作者：【宋】欧阳修

洛最多竹，樊圃棋错。包箨榯笋之赢，岁尚十数万缗，坐安侯利，宁肯为渭川[1]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简历芟养，率须谨严。家必有小斋闲馆在亏蔽间，宾欲赏，辄腰舆以入，不问辟疆，恬无怪让也。以是名其俗，为好事。

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镰斧，亡公私谁何，且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隐一毫为私，不与公上急病，服王官为慢，齿王民为悖。如是累日，地榛园秃，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

噫！古者伐山林，纳材苇，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经于用。不供谓之畔废，不时谓之暴殄。今土宇广斥，赋入委叠；上益笃俭，非有广居盛囿之侈。县官材用，顾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敛取无艺。意者营饰像庙过差乎！《书》不云：“不作无益害有益[2]。”又曰：“君子节用而爱人[3]。”天子有司所当朝夕谋虑，守官与道，不可以忽也。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

注释：

[1]渭川：《史记·货殖列传》：“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2]不作无益害有益：《尚书·旅獒》：“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3]君子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赏析：

这篇文章写的是一起戕害竹林之事。事情发生在洛阳，时间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这一年八月宫中大火，烧毁了崇德、长春等八殿。为了修复宫殿，朝廷命各地供给修建材料。洛阳官吏得令后不问需要多少，迅即将所有竹林砍伐一空。作者时在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记下了这件事，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节正面写“戕竹”。先点出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词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指河南府的主管官，即西京留守）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呢？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读下去，便深感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现在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出乎意料，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大千世界，古往今来，究竟有多少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还是留给读者去思考吧。

这篇文章一般选本不大见，其原因大概是觉得它还不能反映欧阳修的“纡徐委备”的风格。其实，它也有值得注意之处。我们知道二十五岁的欧阳修，于天圣九年（1031）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宋史》本传）。可见欧阳修的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基本上是同时起步的。这篇文章作于明道元年，也正是这个“起步”阶段的作品。文中所述的为官之道，与他后来主张为政宽简，注重实际，无疑是一脉相承的；那“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的看法，正可以解释他之所以要赞助、参与范仲淹主持的革弊救民的“庆历新政”。这篇文章不仅采用散体形式，而且内容直接议论时事，干预现实，这也反映了他的进步的政治思想与进步的文学创作，在“起步”阶段就统一在他的实践中。事实证明，他后来反对为文而文，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的文风，也不是偶然的；而这对于宋代古文运动的胜利，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这篇文章还显示了这位年轻的西京留守属官欧阳修的踔厉风发、不畏权势的精神风貌，而且这种“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可见这篇短文，在表现上虽不能充分反映作者成熟期的文风，但对了解、研究作者思想、创作的发展，乃至作者的品格、为人，都是颇有价值的。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说它值得注意的原因。